湖北襄阳街头精神病院多如牛毛。（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6年4月21日讯】（看中国记者蔡思云综合报导）日前，网上传出一篇题为《一名停职的湖北省精神病院院长的自白》的文章，内容谈到了湖北某精神卫生机构运行及整改未提交的情况说明。当初，他把种种违法操作当作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没想到最后自己竟成了背锅侠。他的案例值得中共体制内的人借鉴。
4月19日，X推主“罗翔——破幕推墙”转发了一篇网友投稿，那是湖北省某精神病院院长写的，看起来他是被约谈、停职、调查了。以下为部分内容：
那所精神病院并不是我一个人凭空建立的。选址、审批、标的分配、专项资金的划拨，都是来自上面上级的连续指令。虽然文件书面干净、流程也很齐全，但真正起实际作用的，是那些从没被也不准被记录的会议和口头授意。我们被要求办的是一个“多功能收治单位”，对外是医疗系统门面补充，对内承担“特殊对象”的收容与转化。
这些“特殊对象”的范围逐年在扩大。最初是部分上访人员；后来是群体性事件中的维权人士、组织者；再后来是贫穷弱势群体，以及在信息渠道上持续发声的人。诊断标准本身并不固定，关键在于结论与需求一致——这是默认规则，不需要写在任何文件里。
系统运行得很顺畅，甚至可以说是高效。我们有固定对接窗口、稳定经费来源，还有一套不断修订的操作规程。每一次“收治”都具备完整的合法外观：鉴定意见、监护人签字（必要时由基层代办）、入院评估、阶段性报告。链条一旦闭合，外界很难质疑。
几年前，内部开始强调“规范化”和“全流程留痕”。过去依赖默契和经验处理的部分，被要求全部转化为可追溯的数据：谁提出、谁批准、谁执行、执行了多久、结果如何。我们被要求补录几年内的历史数据，尤其是那些当时简化处理的案例。
当时我判断，这是在为体系增加合法性，是一种加固。但现在看，这更像是在建立一套可以随时反向使用的证据库。
随后的人事变动，加速了这个过程。原本直接对接的那位领导被调离，新来的人并不参与早期设计，但掌握审查权。他没有质疑机制本身，而是反复要求“数据一致性”和“逻辑闭环”。他要的不是解释，而是可以被第三方理解的结构化材料。
问题就出在这，那些所有历史行为被重新编排之后，原本依靠“背景理解”才能成立的操作，开始显得非常突兀，什么收治比例异常啊，周期异常啊，转出路径不清晰啊，诊断结论高度同质化等等等等。这些在当时是“效率”的体现，但在新的语境里，很容易被重新解释为“系统性违规”。
我后来反复推演，清算真正的触发点，可能不是单一原因，而是几个条件同时具备：
第一，是上层策略发生了实际转向，但没有公开说明。这种情况下，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执行行为，需要被重新定性，以证明“问题已经被发现并纠正”。换句话说，需要一批可控的责任主体来完成叙事闭环，而我们这种执行层节点，既具体又孤立，最合适。
第二，是那位前任领导的问题向下传导。他离任后被调查，这一点在内部很快就有风声。关键不在他做了什么，而在于是否需要形成一条完整的“责任链”。如果需要，那么必须有人承接中间层的执行责任，而不能停留在抽象层面。料想到我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参与足够多，但没有足够资源自保。
第三，就是资金链条需要被重新分配。专项经费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大量灰色操作，这是已经不是什么公开的秘密。设备采购的虚高报价、外包项目的层层转包、床位补贴的重复计算。这些结构不是我建立的，但我在所有关键节点上签了字。一旦需要压缩或重组这部分资源，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经济问题”清理原有接口。
第四，这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一点：我们掌握的数据本身已经变成风险源。那些被集中收治、被统一分类的人，一旦未来需要“恢复名义”，那么所有曾经参与定义他们的人，都会成为潜在责任点。与其逐个修正，不如集中处理掉一部分执行者，从源头上切断关联。
这几种因素叠加之后，清算就不再是偶然了。这个程序看起来依然标准：审计先行，调取几年内所有业务与财务数据；随后纪检介入，对关键人员进行谈话；再之后，对外发布一个高度概括的结论——“个别单位存在严重问题，已启动整改”。
我被谈话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急于定性，而是让我“自行梳理问题”。他们手里的材料已经足够，但更重要的是让我按照某种逻辑，把这些材料重新组织成一条可用的叙述线。
他们需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可以公开的因果结构。在那套结构里，我必须同时具备几个属性：执行过指令，但理解偏差；取得过成绩，但夹带私利；掌握一定权限，但缺乏约束。这种组合，可以解释一切，也可以承担一切。
当我试图强调“集体决策”和“上级授意”时，对方一直重复一句：“材料里只看得到你”。这句话意味着，所有没有被记录的部分都被自动抹除；而所有留下痕迹的部分都将成为唯一现实。
接下来的处理真没有任何意外。我被停职、调查，院内由工作组接管，财务账户冻结，个人资产逐项核查。同时，对外口径迅速统一：这是一次针对“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整治，目的是“回归医疗本质”，我被归类为“历史问题”的组成部分。
我不否认自己的责任，但我清楚这些行为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它们被放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里。在原来的框架中，它们是必要的；在现在的框架中，它们必须被否定。这之间没有过渡，只有替换。
如果一定要总结清算的真正原因，我只能说：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继续做“原本正确的事”，变成了一个不可接受的风险。而这个时间点，从来都不会提前通知出来。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申辩，而是为了留下另一种版本的结构说明。正式文件会把一切压缩成“个人问题”，这是最经济、也最安全的表达方式。
但在实际运作中，没有哪一项决策是孤立完成的。我只是那个被单独留下来承担全部解释成本的人。
在权力体系中，当“正确”与“风险”只隔着一个未提前通知的转向时，执行者最终该如何自处？当所有痕迹都被重新编排，个人还能留下怎样的真实叙事？
网友投稿：
— 罗翔——破幕推墙 (@LUOXIANG_PMTQ) April 19, 2026
《一位精神病院长的自白》… pic.twitter.com/33ZzvGfwlC
体制内的人被中共当作棋子作恶
知名媒体人李沐阳对此表示，这位院长的自白对中共体制内的人来说是一种警醒。当时院长可能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有上级的口头授意就没有问题，因此他手里是没有对方的任何证据和把柄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这些行为就成了他的罪证。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一直被中共利用着。“他觉得自己是党的人，实际上中共只把他当作一枚棋子，随时可以弃用。”
说到这里，李沐阳提醒那些还在帮中共卖力镇压法轮功的人停止作恶。他指出，中共镇压法轮功是非法的，它公布的14种邪教当中，根本没有法轮功，体制内的司法人员都清楚这一点。中共镇压法轮功20多年了，所执行的一直都是江泽民的个人意志，以及现在的习近平的个人意志，但这不是法律。
李沐阳认为，根据中共领导人口头传达的东西来迫害法轮功的人不仅愚蠢，而且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将来清算时，迫害中的所言所行都将成为罪证，无法推卸。犯了多大的罪，都得自己去承担。
网友痛批：“共产党把集中营伪装成精神病院，事件暴露后开始找替罪羊，共产党是一个善于伪装成天使的恶魔！”“中国精神病医院住的并不都是精神病人，正常人住进去也被折磨成精神病了。”
湖北线人曝光中共精神病院黑幕
4月19日，X帐号“海外爆料”转发了一篇网友的投稿。该网友进行了湖北黄冈失踪人口调查，发现了大规模的生理标记匹配与强行绑架进精神病医院进行器官摘取的罪行。
该网友表示，他是已辞职的湖北省黄冈市的临时雇佣线人、侦查员。他说：“我一直以为我在做最正义的事情。他们曾经要我跟踪过很多人。悔悟到我犯了多么致命的人道主义罪行——我跟得、走得太深！现在我只觉得自己是共犯，特此向大家自首！”
他表示，在湖北黄冈时，他仍然记得一个年轻“犯罪”女孩的编号。根据领导的任务和上级的安排，他一路跟踪并时刻报备地点，以便采取行动时机无误。最后，该女孩被赶到现场的执法人员抓走。他拍下了现场场景，以庆祝任务的大功告成。
事后，他追问该女孩被抓捕后的去向，但对方没告诉他。他发现那条路并不通往任何拘押场所，而是一路通向一所高度戒备的精神病医院。于是，他偷偷前去观察，结果在那里看到了整个流程：登记、麻醉、转运。
之后，他在疑惑中登录了一个秘密的内部系统，里面的内容令他彻底崩溃。他看到了一排排“匹配度”、“新鲜度”、“优先级”等刺眼字幕。通过检索，他发现上述女孩的肝脏被标记为“优等匹配”，而后来的执行记录显示手术已在凌晨完成，过程“顺利”。
最后，该网友恳求：“在此请求任何相关国际权威机构和组织、私人救济的人道主义组织、拥有独立自由判断的各界人士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根本不是在维护秩序，他们在掠夺生命，毁灭家庭。他们用制度掩盖暴行，用医疗的名义进行分配与剥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