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22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学生在静坐示威结束后向中共前领导人、自由派改革家胡耀邦致敬。（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6月1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道）2026年6月1日，临近六四37周年还有两天，当年的89学运和六四屠杀事件的亲历者清华学子李恒青在接受《看中国》专访时，复盘了当年参加运动和学生、市民被屠杀的场景的细节。“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的历史。” 他表示，作为六四屠杀的幸存者，从那以后，每年的6月4日，他都绝食24小时，以铭志永远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与运动的意外相遇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那时候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四的学生，也是化学系的学生会主席，离毕业还有一年。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时间关注外面的世界。实验室里有一个很大的无机实验要做，要烧马夫炉，好几个同学轮流值班，一连两个礼拜。再加上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那时候正好得了肝炎住在北大，我还要骑自行车去给她送吃的、帮她做点东西。所以根本无暇顾及清华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道有事情在发生。清华十食堂外边有一面墙，就像北大的三角地。那面墙上贴满了越来越多的大字报，学生、老师、知识分子们从最初对胡耀邦的怀念，到感慨他被处理得不公，再到提出诉求：新闻舆论自由，惩处官倒。但那时候大家非常理性，非常沉稳——这是清华的作风，清华的学风始终如此。
一句"罢课" 就这样说出口了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出殡。那天我离开化学馆，骑着自行车回宿舍，准备洗个澡吃点东西。路过十食堂，大字报已经铺满了整面墙。回到宿舍，学生会办公室里堆满了人，学生们一见我回来，就使劲叫喊：
“我们要罢课！我们要罢课！”
我愣了一下，说：怎么好端端的，都不上课了？我刚从实验室回来，这怎么回事？
他们告诉我，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聚集，要求进去参加追悼会，不让进。三个学生代表去递请愿书，没人来接。三个人跪下去，跪下去了，依然没有人来接。
我一听，火了。我说，这怎么叫人民的政府？学生是人民的子弟，子弟来表达自己的基本诉求，你连一个人都不派来，这太过分了。
就这样，我说了一句话：“那就罢了，罢课。”
说完，我去洗澡了。
洗完澡回来，九食堂外头的墙上已经贴出了布告：清华大学化学系全体罢课，落款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会。动作真快。我看了一眼，没当回事，就回去了。
没多久，电话打来了。是校党委学生部的部长——陈希，就是后来习近平最信任的人事总管。我们两个从高中起就是朋友，关系很近，所以他直接问我：
“恒青，你知不知道你们系贴出来罢课了？”
“知道。”
“你同意了？”
“同意了。”
“……你怎么想的？”
我说：政府应该是人民的政府。学生是人民的子弟，子弟要表达自己的愿望，结果还要跪下来，跪下来了还没人来接待——这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当然应该抗议，当然应该罢课。
他一看跟我说不下去了，就挂了。
一万人 一个十字路口 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罢课誓师。消息传出去，十食堂前的十字路口聚集了将近一万人。清华当时本科加研究生也就一万两千人，这一下来了将近一万，就一个十字路口，根本没有场地，乱得不像话。
那时候李玉琪他们已经是第一波站出来的，正在现场拉广播喇叭，准备当会场。我一看，这怎么行，一万人挤在十字路口，踩踏事故怎么办？我跑过去跟他们说：在这儿开不了会，换地方。
他们说：人都来了，怎么换？
我说：到东门外、主楼前头，那里有一大片空地。你们把线拉了，先过去，剩下的人我来带。
他们半信半疑，但还是去了。
我回头，跟学生会的朋友借了一个小喇叭——就是开运动会用的那种——拿着喇叭，在人群里喊：“各系学生会主席，都到我这儿来！”
清华有三十六个系，绝大多数学生会主席都认识我，也都是我朋友，结果都来了。我说：第一，回去把旗子拿来；第二，一个系一个系地带队，往南门走。
游行路线怎么走？我说没有，一会儿告诉你。
我把最信任的自动化系学生会主席王卫东叫来，让他先带队出发。自己骑着自行车，边走边画路线，然后骑车送过去。就这样，清华的队伍打着旗子，一个系一个系地拉起来，溜了一圈，最后落到主楼前的空地上，队伍排齐，坐下来——这就是罢课誓师大会。
话筒交给李玉琪他们，我回系里了。我那时候，还没有打算正式参加这场运动。
“学贼”与厕所里的密谋
当天晚上，组委会开会。我本来只是去观察，没想到进门一看，三十多个代表，意见纷纷，吵成一锅粥，根本没有执行机构，干不了任何事。翟学魂来叫我，我说这不行，要干事就得选常委，有执行机构才能行动。大家一听同意，结果一选，把我给选成了常委。
我连组委都不是，就这样成了常委。五个常委：李玉琪、我、杨文明、张明，还有一个记不清了。翟学魂抱怨说，他积极参与，两次选常委都选不上；我消极旁观，反而每次都被选中。
四月二十五日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学校联络了教委和国务院，提出对话——条件是：学生会代表五人、研究生会代表五人、自治组委会代表五人，共十五人。
消息一来，他们问我：对还是不对？
我犹豫了，说：我去上个厕所。
李玉琪和翟学魂跟着我上厕所，在厕所里堵着我问：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说：应该对。你们现在不想推翻共产党，对吧？那我们就是要改变现状，改善国家。那就应该让诉求上达天听，也要听听他们怎么说。这是一个沟通的机会。
他们俩一听，同意了。三个人在厕所里，瑟瑟发抖地谈完，回到会场。
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立刻炸了锅。反对声一片——说清华单独对话，是破坏整个北京学生运动，这个罪名承担不起。
这时候，锋锁站出来，指着我说：“李恒青是学贼。” 原话。就这四个字。
理由是：我从高中就入党，是共产党员，当过清华附中校团委书记，现在还是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你说他不是打入我们内部的是什么？
我当时很激动，但我知道——如果我强行推动对话，“学贼”就坐实了；如果我退让，开班代表大会，这件事大概也很难推成。
没有办法。我说：那就开，开班代表大会。
清华有三百六十多个班。我们封锁了西街教室，一个五百多个座位的阶梯教室。大喇叭一响，各班代表自报，纠察队验明身份。来了三百多四百个人。
我站在那个阶梯教室里，扫视了一下——清华的班代表里好多是清华附中出来的，认识我的人太多了。我估摸着，百分之七十能被我说服。
结果，我正讲着，一个学生站起来，喊了一句：“李恒青是学贼。” 会场立刻乱了。
周锋锁急哭了，他觉得这是出卖，跑进来要打我。纠察队把我们俩分开。
大会就这样流产了。
散会往回走的时候，校园的广播正在读《四二六社论》。风声鹤唳，杀气腾腾。一封一封辞职信送到我手里，组委会委员们纷纷辞职，最后剩下七八个人。
我就坐在那儿，欲哭无泪。
过了一会儿，周锋锁进来了，握着我的手说：“恒青，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我错了。”
那一夜，我们坚持开了新闻发布会，向记者解释流产的原因。发布会结束，我已经四天没睡觉，纯粹晕过去了，被车送到朋友家，睡了整整四十八小时。
四月二十七日那场大游行，我完全错过了。
广场上的生命线
绝食开始后，我上了广场。组委会重新整合，又一次把我选为常委，还给了我一个职称：清华行动总指挥，同时挂了一条写着"总纠察"的布条。
那时候广场上人山人海，最高峰时清华的学生有五六千人，教授、系主任、系党委书记也都来了，给大家送饭，劝绝食学生停止绝食。
清华学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拉起生命线。
广场上有上百万人，绝食学生随时休克，救护车根本开不进去。我们想办法，拉起一条通道，让救护车能够进出，保住那些倒下去的同学的性命。
我挂着“总纠察”的条子，沿着生命线来回巡视。倒不是因为人家认识我，而是这条子给了我一个通行特权，到哪儿都能进。
有一次我走过去，生命线上的学生朝我喊：
“哎，总纠察！能不能整点烟来？太困了，坚持不住了！”
我把雨衣脱下来，捧着，跑到围观的市民那里，说：大哥大姐叔叔阿姨，能不能把兜里的烟贡献一点？
结果，大家都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给我抱了一大包。我让同学拿去沿线发烟。
那一刻，我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最后一夜
六月三日，我已经精疲力竭，回到清华校医院输液。护士把我安置在床上，葡萄糖一打，马上睡着了。
下午，广场那边来人了，截了一辆车，拔掉我手上的针，把我拉上车就走。路上才告诉我：木樨地那边已经打催泪瓦斯，今晚可能要有大行动。
我赶到广场，清华只剩一个帐篷和一面旗。我进帐篷躺下，说：养精蓄锐，晚上不知道要折腾到几点。
周锋锁也躺在我旁边。睡不着。
外头来了同学，说给你一个钢盔，一个防毒面具，缴获来的。我说：“把所有缴获的东西全部收起来，谁都不能戴。” 我们的原则是不抵抗，如果戴着这些，那就是打击目标，要被重点对付。他们一听，都把东西堆在一边。
渐渐地，枪声越来越近。天上开始出现曳光弹——后来才知道，冲锋枪弹匣里十颗子弹会压一颗曳光弹，打出来拖着一道光。那些光在天上织成了网，密密麻麻。坦克和装甲车冲进来，围着广场转。
灯灭了，又亮了。市民们点燃油桶照明，人民大会堂门口、历史博物馆门口、金水桥后边，全站满了解放军。他们坐地铁进来的，一直藏在里面。
受伤的、打死的，一个一个被送进来。我看见一个同学，胸口被炸开一个大洞。他的同学跪下来求医生：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把他送到大医院去。医生看了看说：进不去了，里面都是人叠人，后备箱盖上也放满了人。再说，他……已经救不了了。要救那些还能活着的人。
那个同学就在那儿哭，嚎啕大哭。
后来，侯德健砸枪，我就在边上，也帮着一块儿砸。我们坚持：非暴力不抵抗。
最后表决：撤，还是不撤？
此刻广场上还有一万到两万人，多数人同意撤。我们的任务，变成了：把这些人活着带出去。
清华打起校旗，我带着队伍第一个走。刚要出去，解放军开始打纪念碑，碑上的灯打掉了，碎石子飞溅，我身上都能感觉到。
出去了以后，我又回来了。因为还有很多学生和市民不肯撤。我们拉起人墙，手拉手，把所有人往外圈，一点点往外退。我拿着喇叭，面对着人墙往后退，后边就是坦克。
最后那一关，解放军冲过来，枪声大作。我背对着大门，不知所措。突然，几个人迎面冲过来，抓着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架起来，再落地，已经到了大栅栏的斜街上。
是北京的市民用自己的身体把我们架出去的。
尾声
那一夜之后，六月四日晚上，我踏上逃亡（东北）的路。后来，我主动回到清华。1989年8月被捕，关进昌平看守所，转到秦城监狱。1990年7月，获释。
2000年，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不太愿意讲这些事。每次揭一次，就伤心一次。但有时候你知道，咱们这一代人，就像每年六四都会自发绝食一样——没人要求你，你也没人想去做什么，只是对原来的同学、那些市民，一种尊重。毕竟，我们一块儿同出生入死过。
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