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亲历者李双德于美国华盛顿六四37周年纪念活动上(李双德提供）
【看中国2026年6月6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道）2026年6月4日，是八九天安门事件三十七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前后，《看中国》记者专访了六四亲历者、人权律师李双德。这位当年成都广播电视大学大一学生，在37年后，以平静而清晰的声音，向世界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广场上飞过头顶的子弹、榴弹击伤大腿的一瞬、北京市民冒死收留的温情，以及此后漫长岁月里与中共政权周旋的人生。
从成都出发 声援北京
1989年春天，民主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李双德当时是成都广播电视大学政治历史专业（师范类）大一学生。他回忆道，5月1日，成都的学生已经开始在人民南路广场（即现在的天府广场）组织游行和静坐，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
“当时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他来跟我们联络，我们学校是5月1号开始游行示威，就是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然后声援北京的学生。”李双德说。
到了5月25日，李双德与其他四五名来自不同大学的同学一道，从成都出发，乘火车北上。那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景象——火车上无需买票，凡是去北京声援的学生，一律免费乘车。车厢里有一批批赶赴北京的热血青年。
抵达北京后，李双德等人与外地高校赴京学生自治联合会（外高联）取得联系，被安排进驻天安门广场。他们的日常生活——饮水、食物——都由北高联统一分发。
“每天带那个外卖、面包和水都是外高联分配给我们的。”
5月31日之后，局势急速趋紧。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戒严部队已奉命向北京推进。
广场上的最后一夜
6月3日深夜，是李双德记忆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时刻。
他回忆，那天晚上，戒严部队已将天安门广场团团包围。广场上除了学生，还有坦克和装甲车。北京市民自发涌上街头，试图阻挡军队推进；有人从士兵手中夺下枪支，带到广场示众。
“我看到北京市民开始抵挡军燃，然后就是市民从军人手上抢了枪支带到了天安门广场。”
与此同时，广场上的学生对于是坚守还是撤退，意见并不统一。广场指挥部内部争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刘晓波和台湾歌手侯德健出现了。
“刘晓波还有侯德健来了，他们建议我们拿出去回到学校去坚持校园斗争……他和侯德健就主动去找戒严部队进行谈判，要求部队给我们开一个口子，把我们放出去。”
谈判结果带回广场：戒严部队同意给学生留一条撤离的通道。广场指挥部随即通过喇叭呼吁大家表决——愿意离开就喊“走”，愿意继续坚守就喊“留”。
“我在现场上听到的声音应该是‘留’的声音更大，但是广场指挥部认为'走'的声音更大，要求各个学校整队，和平彻底撤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颗子弹打中了广场指挥部的广播喇叭。
“当时子弹是从我头上飞过去的，把广播打烂了。指挥部就不可能再有任何指示出来。”
李双德说，他当时就站在广播喇叭的正下方。子弹贴着他的头顶飞过，将喇叭打成碎片。
最终，学生是从坦克与装甲车之间的缝隙中，艰难挤了出去。“我们是从装甲车、军车就是坦克的缝隙中，走了出去。”
被流弹击伤 北京市民冒死搭救
撤出广场后，外地学生纷纷赶往火车站，准备返回各自的城市。李双德也上了火车，但火车还没有开动，几名来自北高联的北京学生便登上车厢，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寻找外地学生负责人，邀请他们一同前往北京大学，商议下一步的"空校运动"——发动学生离开学校，进入工厂、农村，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抗议。
李双德随队下了火车。此后，这支二三十人的队伍决定绕行小巷，以免在大街上与军队发生冲突。然而，方向走错，他们意外地闯入了北京市区一处剧烈冲突的现场。
“当时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跑步的军人……北京市民就用私家车阻挡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一发流弹打伤。”
流弹击中他的大腿。李双德倒地之际，一名陌生的北京市民出现了，此人是一名工人。他将李双德背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告知：子弹从皮肤表面穿过，没有留在肉里，但不能住院——因为戒严部队正在各大医院搜捕受枪伤者。
“戒严部队到医院去抓捕受了枪伤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连累他。”
李双德接受了简单的处理，随后被这名工人背回家中，在他家中藏身养伤。他在北京这户普通工人家庭里躲了整整九天，直到6月13日才离开。
“6月13日才离开他家，因为此时整个北京市已经在开始搜捕，抓了很多学生。”
离开北京，李双德没有选择从北京火车站直接乘车——据他提前探查的消息，北京火车站便衣密布，危险极高。他改乘那名工人所在公司的通行车，先行抵达石家庄，再从石家庄购票，辗转返回成都。
退学、进厂、重新高考
回到成都后，等待李双德的是另一场磨难。
“回到学校，学校对我的处理是劝我主动退学。”
学校告知，若是被开除学籍，则永远无法再参加高考；但若属自动退学，日后仍可重考。李双德选择了自动退学，理由一栏写的是"身体有病，不能完成学业"。
成都市教育局和劳动局随即将一批被退学、被开除的学生统一安置，分配至四川省内燃机配件总厂当工人。这批人来自成都各大高校，有专科生、本科生，也有研究生，共计三十余人，到了工厂，身份统一变成了工人。
李双德在那家隶属四川省农机厅的工厂里工作了两年多。1992年，他重新参加高考，考取四川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专业，学习三年后毕业，此后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人权律师生涯。
二十年人权律师路
执业期间，李双德专门代理政治敏感案件：法轮功学员案、政治异见人士案、家庭教会案，以及各类维权案件。由于代理对象被当局列为重点打压对象，他的执业之路充满风险。
他介绍，中国当局将社会上若干群体列为重点打压的"黑五类"，其中包括：人权律师、政治异见人士、上访民众（访民）、家庭教会成员，以及法轮功学员。
“人权律师是被中国认定的新黑五类之一。”
他直言，中国法律体系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独立的司法。一切重大案件、敏感案件，最终都绕不开“政法委”这一党政机构——由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和司法局局长组成，且通常由公安局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一些大案、要案都须由政法委"定调"，再交由各司法部门执行。
“在中国，大案、要案、政治案件、法轮功案件，甚至家庭教会的案子，都要看政治……所有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由于不向当事人收取费用，李双德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维权网的资助。他还多次以民间代表团成员身份，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参加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审议工作。
2023年10月，李双德离开中国，赴美国定居。
三十七年的管控与监视
在李双德的描述中，六四之后的三十余年，他从未有过真正的人身自由。
每逢六四前夕，他都会被公安机关"重点关照"。六四当天，他没有行动自由，必须在派出所人员的视线范围内，或被带往农村"隔离"，以防止他与其他六四经历者聚集纪念。
“凡是有六四经历的人，在六四当天就会被以'陪同'的形式控制起来。”
他举例说，2023年六四前夕，他正在南京旅游，成都派出所便打来电话，询问他是否自行返回成都，否则就通知南京警方——总之，六四当天他必须在当局的视线范围之内。
这种管控一直持续到他2023年离开中国，年年如此，从未中断。
恐惧的根源
李双德认为，中共对六四的极度恐惧，根源在于这场镇压本身的性质。
“八九六四是一场和平的游行示威，但其结果是调动正规军进行暴力镇压。”
由于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官方公布数字，真相始终是当局最不敢触碰的禁区。李双德确信天安门广场上确有人遇难。他在成都期间，曾多次前往祭奠两位遇难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吴国峰和肖杰。每次祭奠，成都警方便出动武警，将参与者全部带到派出所审查。
“六四在中国是一个禁区，谁也不能进行纪念，因为他们干了坏事，镇压了和平请愿的学生，杀了很多人，他们要隐瞒数字。”
他说，正因如此，中国现在的年轻一代，很少有人真正了解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当局采取“遗忘政策”，通过封锁信息、管控互联网、禁止公开纪念等手段，系统性地抹去这段历史。
香港曾是华人每年合法纪念六四的重要场所，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曾吸引数万人参与。但自2020年反送中运动和香港国安法出台后，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也被全面禁止。李双德感慨：“现在能够合法纪念六四，只能是在中共势力范围以外。”自来到美国后，他每年都会参加当地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不能遗忘这段历史。”
责任追究与历史清算
谈到未来，李双德明确表示，他反对单纯祈求中共为六四"平反"。
“中共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平反六四。我们要求的是新的国家对他们进行清算。”
他认为，六四的决策责任，不能仅归于某一个人，而是由当时参与决策的整个政治局集体承担。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在戒严令上签字，没有他的签字，军队进不了北京；李鹏等人参与起草并推动了戒严决定。
“最终承担责任的，除了李鹏，还有邓小平……参与决策的人都要承担。”
他同时指出，八九年至今已37年，当年执政者大多仍在世，责任人理应在未来新的政治架构下受到清算和追究。
对中共认识的彻底转变
李双德坦言，六四之前，他和许多学生一样，对共产党改革仍抱有一丝幻想，寄希望于开明领导人。六四之后，枪声打碎了一切幻想。
“通过武力镇压和平请愿，中共的本质已经暴露。它不是一个经选举产生的合法政权，它是靠枪杆子、靠暴力取得政权、靠暴力维持运转的。”
他也反思，中国人习惯于依附强权领袖，将民主宪政的希望寄托于某一个人身上，而非依靠集体努力。他举例说，八九年后，人们寄希望于邓小平是改革者；邓小平令人失望后，又寄希望于其他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初期，外界也曾对他抱有期望，直至他修改宪法谋求终身执政，幻想才彻底破灭。
“中国人没有独立性，总是想依附某一个强权，希望这个强权能够带给他们民主宪政。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民主宪政要靠我们大家去努力，而不是幻想捧一个枪手。”
海外华人的责任与中国的出路
对于海外华人的责任，李双德认为首要一条，就是坚持纪念六四、留住记忆。
“纪念六四就是为了留住记忆。中共搞遗忘政策，导致很多事情真相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现在不是祈求他平反，我们只是留住记忆。”
他还提出，中国不同民族的诉求有所不同：汉族的诉求是民主宪政；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诉求，是民族独立与建立新的国家。而要实现这些不同的目标，共同的前提是推翻中共。
谈及中国的出路，他判断：当前中国处于习近平图谋武统台湾的高压阶段，而国际社会不会允许这一结果发生。一旦武统失败，中共政权将面临崩溃，中国大陆可能最终分裂为若干国家，届时方能真正实现人权与民主宪政。
三十七年过去了。那个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旁听见子弹从头顶飞过的大一学生，已成为一名在法庭上为政治异见人士辩护的律师，又成为一名流亡海外的见证者。他的身体和心灵，还留着1989年6月4日那枚榴弹划过大腿的印记。
他希望看到刽子手被追责的一天。
“我们要留住记忆，告诉后来的人，没过来的人——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在天安门，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