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2日上午，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伦敦唐宁街10号外宣布辞职，结束了不到两年的任期。他的任期以政策反复无常和极低的民意支持率而闻名。(Henry NICHOLLS/AFP via Getty Images)
今天，英国首相斯塔莫引咎辞职。听闻这个消息，我让自己站在人类的殖民逆流及非文明倒灌的交叉点上，心中涌起一阵深沉的感慨与历史的冷峻感。这不是英国政坛一次简单的震荡或更迭，而是大不列颠过去十年系统性衰落的政治引爆点，更是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经历长期“殖民逆流”与“非文明倒灌”后，社会底层防御本能的一次剧烈回弹。
虽然我曾准确警告过香港在所谓的回归后，其自由、法制、社会体系都会逐渐被中共完全摧毁。但是，在2019年香港全面沦陷的痛楚中，我还是深感震撼。由此，我开始思考殖民逆流的议题。2023年，我曾经在推特空间主讲过“全球化的误区和恶果”，梳理了一下我的这个思考。到了2025年底，当我密切追踪美国福利制度被特定群体蚕食的乱象时，我开始着手挖掘、梳理这股反文明的“逆流”是如何倒灌并逐渐拆散西方文明根基的。
今天，斯塔默的下台，让我再次将目光投注到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身上。我认为，大英帝国不应被仅仅视为一个征服者，而应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总工程师”。英国在几个世纪中输出的不是简单的统治，而是一整套低熵、高有序的社会运行架构及秩序。
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特别是十几年间，却成为殖民逆流及非文明倒灌的洼地。今天，当斯塔默前首相哀伤谢幕时，这个过程以最残酷又最生动的方式，投射给整个世界，引人思考。
一、现代文明总工程师：大英帝国的全球操作系统
今天引咎辞职的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已经是英国在过去十年从2016年至2026年所经历的第6位首相。
我们可以清晰地回溯这十年间唐宁街10号频繁更迭的执政轨迹：从2016年7月大卫・卡梅伦因脱欧公投结果引咎辞职开始；到特蕾莎・梅因脱欧协议无法在议会通过而抱憾离去；再到鲍里斯・约翰逊在党内丑闻压力下被迫下台；随之迎来仅执政45天便仓皇辞职的利兹・特拉斯；继而是里希・苏纳克在2024年7月的大选中惨败给工党；直至今日，基尔・斯塔莫以同样的引咎辞职黯然谢幕。
这一惊人的更迭频率，从英国政治顶层有力地佐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全球化建制派精英已经无力守护英国的传统。这十年间政坛剧烈动荡，领导人频繁更迭，直接导致国家陷入严重的系统性内耗，丧失了长远的战略定力。
而这种顶层的颓唐与溃败，不过是更深层系统性衰败的冰山一角。要看清这一切，我们必须首先回望不列颠曾为人类奠定的那座无可逾越的制度丰碑。
在我的历史坐标系中，大英帝国如果仅仅被视为一个靠坚船利炮掠夺、圈地的传统征服者，那是对历史浅薄的误读。它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总工程师”。不列颠当年在全球的扩张，本质上并非是帝国对领土的简单吞并，而是一场跨越地缘的“系统装机”。它输出的是一整套高有序、低负熵的社会运行基座，将处于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地区，拉入到了现代文明的秩序之中。
大英帝国在数百年间，向全球强力输出了重塑现代社会运转的顶级软件与硬件：
在软件层面，它将程序正义与契约精神移植到全球。独立司法、无罪推定、陪审团制度——普通法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地区确立，将过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转化为对法治与规则敬畏的“契约逻辑”。
它通过法律确立了私有财产的边界，将各地沉睡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可流动的、具有生产力的活资本。依靠“伦敦规则”，它在公海上建立起全球信用的协议，让跨国贸易的成本降至人类历史的最低点。
在行政运作管理骨架上，它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治理效能。英国建立了基于功绩（Meritocracy）而非血缘、宗派或强权的现代文官系统。这种中立、非人格化、廉洁高效的行政力量，与传统地缘政治中常见的腐败、裙带和权力私相授受，形成了鲜明的落差。正是大英帝国的行政骨架，为无数碎片化的部族与地区带去了现代国家的理性骨架。
在物理神经与标准体系上，它制定了世界的“度量衡”。大铁路铺开大地的血脉，海底电报拉通全球的神经，它将一个个孤立的地区强行嵌入全球价值链。
从航运保险、度量衡确立，到现代会计审计标准的普及；从科学逻辑对原始瘟疫的公共卫生治理，到英语作为一种具备精密逻辑链条的语言在全球的流通，无一不是大英帝国留给现代世界的难以计量但可以验证的遗产。
这套由英国一手缔造、至今仍支撑着整个自由世界运转的全球操作系统，有一个决不可动摇的运行前提：使用者对诚信及规则的真诚敬畏。这是一套基于契约守信的君子协议。一旦这套操作系统被那些“在灵魂上不信奉契约、在行为上只消费福利、在习惯上拒绝融入现代法治”的群体大规模侵入，系统内部的自我消解与功能溃败，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二、殖民逆流入侵与英国司法的自毁退缩
历史在二十一世纪陷入了极其荒谬的反噬。人类在二十世纪中期全面击退了传统殖民，却在过去十几年迎来了浩瀚的“殖民逆流”。那些在赶走殖民者后大步滑向治理荒原与暴力深渊的地区国民，并未反思母国失败的根源，反而成规模地涌向曾经令他们痛恨、被他们用铁血暴力驱赶的“殖民者”的文明国家。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自由民主、文明规范、宪政司法与人权保障尚未真正完成全球化之时，经济贸易与移民难民的全球化却被大张旗鼓地先行推进。这种错位，使得共产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势力，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裹挟着那些带着寄居者、套现者、讨债者、乃至带着仇恨的以文明为敌者，大规模进入英、美、法、德等宪政国家。他们熟练地利用民主社会自由的属性、司法的规范、政治的多元、社会的宽容与人权的保障，形成了反文明、非文明对这些文明原生地国家的深度倒灌。
今天，是因为斯塔莫的引咎辞职而提醒我要继续写这个议题，所以，今天我必须拿英国作为这个反噬过程典型的解剖标本。一些特定的人群在英国本土迅速建立起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他们在这个自由社会的庇护下，灵魂深处不信奉文明，行为上不尊重契约，以信仰为名拒绝英国实行了数百年的行政规范，在生存方式上却最大化消费福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内部解构大英帝国赖以立国的核心根基。
过去十年，这种“殖民逆流”对英国普通法系和秩序边界的侵蚀，正是从司法防线的自毁性退缩开始的。
这种塌陷在微观上的集中体现，莫过于罗瑟勒姆（Rotherham）大规模性侵案的曝光——在长达十几年、涉及至少1400名本土少女被特定族裔犯罪团伙残酷侵害的悲剧中，英国的地方警察和官僚机构，竟然因为惧怕被极左思潮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而选择长期隐瞒、不作为、不调查。英国官方发布的权威《杰伊报告》（Alexis Jay Report）字字血泪，彻底撕开了当地行政在面对“特殊族群标签”时体制性的政治正确与法制退让。
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自毁性退缩在宏观层面对整座文明大厦所造成的系统性瘫痪。根据治安机构的长期追踪，英国本土有多达25万甚至更高数量的女性正在沦为各种性侵与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当二十万、三十万这样的庞大受害群体成为冰冷的宏观治安数据时，它所宣告的，已然是大英帝国法律防御边界的彻底溃败。
这种由于被政治正确、极左思潮、特殊性取代普世价值所带来的巨大群体恐惧，已经将英国的社会治理推向了结构性的灾难。在近年由非法移民和恶性治安引发的震荡中，英国执法系统正陷入严重的“双标执法（Two-tier policing）”泥潭。通过屡屡被披露的执法记录仪画面，英国公众惊觉：执法系统在面对特定族裔、特定宗教背景的恶性伤人或暴力抗议时，因恐惧“种族反咬”而表现得极其迟疑、软弱与退让，甚至在面对激进群体公然阻断交通、霸占公共空间以释放前现代宗教狂热时，主动扮演起消极的“交通协调员”；然而，在面对本土民众的治安诉求时，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和冷漠。
这是现代法治尊严的彻底塌方。当司法在面对不同的族裔标签与意识形态时采取了两套判准，法治的基石就已经在自我坍塌。这种自毁性的退缩，在英国本土形成了事实上的“治外法权”或“国中之国”。这种对法律防线的颠覆性破坏，迅速辐射回整个社会层面，让曾经作为文明总工程师留下的法律和秩序，可悲地沦为了反文明扩张的寄生宿主。
三、精英绥靖下的选票劫持与非文明倒灌
现代民主制度最深层的隐痛，在于其核心架构正在被内部的力量反向解构。当“殖民逆流”的毒素从底层社会治安蔓延至政治权力核心时，英国的政界——从西敏寺中央政府、到郡市地方议会、再到最基层的社区自治政府，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在心理上并不热爱不列颠，仅仅抱持着“寄居者”或“讨债者”心态的人群逐层解构。
近年来，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城市，特定的移民群体因人口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庞大且高度同质化的“铁票仓”（Voter Bloc）。左翼政客及全球化菁英为了迎合这些选票，在世俗律法、公立学校教育大纲甚至国家安全与外交立场上不断败退。
民主选举演变成了人口结构的博弈，导致主流政治被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变相绑架，大英帝国最基层的治理体系沦陷为一个个自成一体又互不兼容的国中部落群。
而这种底层的选票劫持，必然伴随着顶层建制派精英在战略上的短视、道德上的自我矮化，以及同时被中共暴政、共产国际、恐怖主义胁迫时表现出的软弱，甚至迎合，这便是全篇互为因果的另一条致命毒化路径——非文明倒灌。
要看清英国近十年来的政治自残，我们必须拉长历史的视线，梳理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原则与秩序体系所犯下的巨大系统性失误。在二十世纪中期，自由民主阵营付出了惨烈代价，在物理上打败了法西斯主义，但在建立战后秩序时，却出于实用主义和极左情怀，极不负责任地放任并助长了共产主义的全球泛滥与残酷作恶。甚至在后来的国际政治博弈中，出于虚伪的包容，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节节败退。
这种战后秩序的根本性错配，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狂飙中被成倍地放大。当资本金融全球化、经济贸易全球化、人员流动全球化先行推进，而普世价值、宪政法治与防御机制尚未同步在全球建立时，自由民主阵营实际上是在“开门揖盗”。共产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反文明势力，随着全球化的管道，反向灌入现代文明的腹地。
追溯过去十年的轨迹，英国精英阶层的自毁经历了三个清晰的溃败阶段：
第一阶段（2015—2019）：盲目自信下的开门揖盗与极权资本对国家安全命脉的凿穿
2015年，刚刚大选获胜的大卫・卡梅伦政府与财相奥斯本，在资本的诱惑与全球化的虚幻繁荣中，全力推动了所谓的对华中英“黄金时代”。为了眼前的一点短期经济账，为了粉饰财政政绩，这批英国建制派精英丧失了最基本的战略清醒与地缘政治常识。他们竟然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谬、近乎自残的政治决断：批准并引入中共极权资本，深度参与甚至投资合资建设英国的欣克利角C核电站（Hinkley Point C）、塞兹维尔C核电站（Sizewell C）等关系到英国国家长远安全与命脉的核心战略基础设施。
这绝非普通的跨国商业投资，而是一场由西方精英阶层主导的、对现代文明秩序的“开门揖盗”。建制派精英严重低估了极权暴政的渗透野心。在中共极权体制下，没有任何一家大型企业能够独立于党的意志之外，所有流向海外的“极权资本”，其本质都是服务于其中共国家战略、地缘要挟与跨国情报刺探的政治工具。
将核能这类最敏感的国家生存命脉交由中共国企控股与合资，等同于在不列颠自身的安全防御系统内部，主动为极权暴政递上了一把可以随时断电、随时进行战略勒索的地缘遥控器。
这种在经济上的无底线妥协与贪婪，本质上是西方建制派精英因为丧失了价值观自信与长远战略定力，而主动向非文明秩序敞开核心战略大门、引狼入室的悲剧开始。正是在2015年“黄金时代”的纵容下，中共的统一战线、意识形态渗透与极权利益锁链，开始顺着英国政界、商界与学术界的毛细血管全面向下蔓延。这种顶层精英的战略自残与金钱依附，彻底阉割了英国面对威权扩张时本该拥有的防卫本能，从而为下一个阶段英国在远东地缘的全面溃败与对香港的无能，埋下了最为耻辱的伏笔。
第二阶段（2020—2024）：秩序失控与远东地缘的文明坍塌
早在1997年7月1日之前，我便公开立下断言，指出所谓的“一国两制”是一场法理骗局。极权暴政绝无可能长期容忍一个与之对抗的自由体制。然而，当2019年“反送中”运动被暴力镇压、香港自由彻底沦陷、中英联合声明被中共当成“历史文件”彻底撕毁时，英国在远东地缘政治中遭遇了历史性的重大挫败，却未能实施任何实质性的反制。当不列颠将成熟的文明果实拱手移交给暴政，繁荣便失去了根基。这不仅是对其历史责任的拷问，也是极权主义对英国传统国际影响力的一次正面“倒灌”。在此期间，保守党政府频繁更迭，内耗严重，制度性的软弱彻底暴露。
第三阶段（2024—2026）：斯塔默任内的战略自毁与系统性反噬
工党基尔・斯塔默上台后，在外交上表现出极度缺乏战略定力的摇摆。斯塔默政府不仅重蹈覆辙、继续推行对华绥靖政策，甚至批准在伦敦建设极权国家的超级大使馆，任由极权渗透在英国制度内部进一步深化。这种战略上的软弱与背叛，伴随着国内因移民、司法双标和治安恶化引发的大范围社会暴动，终于将英国推向了系统性反噬的高潮。
我特别记得，斯塔默在2026年1月底访华时所展现出的奴化丑态。在黎智英被重判、香港自由彻底沦陷的背景下，这位大不列颠首相面对极权统治者，他非但没有挺起普通法系原生国的道义脊梁，反而满脸谄媚、慌乱到了不知所措的程度。
自由不是一张可以无限支取的空白支票。斯塔莫今日的引咎辞职，绝非偶然，它是英国近十年来在经济上只算小账、在文化上无底线退让、在外交上步步绥靖所吞下的必然恶果。当顶层的战略自毁与底层的殖民逆流里应外合时，这个曾经的现代文明总工程师，终于开始系统性秩序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