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当时新当选的中共副总理韩正（前排右一）领衔，时任副总理孙春兰、胡春华、刘鹤，时任国务委员魏凤和等人，准备宣誓就职。（图片来源：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7月3日讯】（看中国记者李德言综合报导）日前，习近平在七一“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暴露出其统治危机，被指靠斗争治国的荒唐与不合理，而他的“继续反腐”也被现实打脸。至于他讲话中提到的“四阶段”被认为是比肩毛泽东。习近平心心念念中共官员对他的所谓“绝对忠诚”也已经濒临破产。
习近平“四段论”暴露比肩毛泽东的心态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导称，2026年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所谓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党魁习近平发表大约40分钟的讲话，回顾中共建党以来的所谓事迹与“成就”,而他在讲话中的一句话引发外界的关注，习近平说，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所谓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对此，旅美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X平台发文分析指出，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对中共百余年历史的一次概括；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历史分期。他表示，按照习近平的表述，中共历史被划分为四个时代，分别是：
革命时代（1921—1949）——建立中共政权；建设时代（1949—1978）——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代（1978—2012）——改革开放；新时代（2012年至今）——习近平时代。
蔡慎坤表示，这种划分意味着改革不是“正在进行中的时代”，而是已经完成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新时代”。
而这种历史分期重新排列了中共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即所谓“革命时代”由毛泽东代表；“建设时代”同样主要属于毛泽东；“改革时代”由邓小平开创，江泽民、胡锦涛共同延续。而所谓的“新时代”则完全属于习近平。
而这样一来，中共百余年的历史就形成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符号：毛泽东代表革命和建设；邓小平代表改革；习近平代表新时代。革命与建设两个阶段归属于毛泽东，新时代完全属于习近平。
蔡慎坤指出，习近平实际上把自己塑造成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开创历史时代的人物。
旅美时评人李沐阳在其自媒体节目中对此解读说，习近平终于“如愿以偿”，把自己摆到超越“邓、江、胡”的位置，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在讲话中强调“新时代”区别于“改革”显然是要对“邓、江、胡”的的改革进行所谓的“纠偏”，要重新回到中共统治一切的控制模式。至于习近平自比毛泽东，也是在强势宣告，他像毛泽东一样，也是“开创”时代的人，言外之意，他要定义所谓的“历史的正确路线”。
李沐阳认为，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来，习近平想在明年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上继续连任，他不会容许别人对他进行权威方面的挑战。
分析：习近平“以斗治国”割裂人们与正常社会的连结
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指出，目前正处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求全党强化所谓忧患意识，增强所谓斗争本领，还说“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并强调坚决打好所谓的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等。
习近平的讲话给人的感觉是，通篇离不开党文化的“斗”字基因。对此，蔡慎坤在X平台发帖表示，中共官方话语将此包装为应对风险挑战的政治动员，但在更深层面，这种反复出现的“斗争论述”，暴露了习近平对现代社会运行逻辑、国际秩序演变以及普通民众生活诉求的深刻误判。
他指出，一个国家保持风险意识无可厚非，但当风险意识被转化为全民性的“斗争哲学”时，整个社会便被推入长期的紧张与动员状态。正常国家面对危机，更多依赖制度弹性、法治框架、专业治理和国际合作；而习近平式的政治语言，面对任何挑战，首先想到的就是“敌人”“战场”“意志”和“胜负”。于是，经济下行被归因于外部围堵，社会不满被解读为敌对势力渗透，民间理性批评被定性为意识形态斗争。现实问题一律政治化，治理短板统统敌我化，最终消解了问题解决的理性空间。
更危险的是，斗争已从口号转化为制度性激励机制。中共官员为了“表忠诚”，需要主动寻找所谓的“斗争对象”；中共的宣传系统为了证明“形势严峻”，不断放大“危机叙事”；中共安全部门为了扩张权限，持续扩大“敌人”的范畴。而这种内卷式的逻辑导致中国社会的信任出现崩解：人与人之间彼此设防、互相猜忌，每个人都如同惊弓之鸟，不知在何时会因何事而被抛弃或是被清洗。最终，习近平通过制造“敌人”而得到高度集权，但中国社会的活力却被持续消耗。
蔡慎坤分析说，习近平的讲话中，把斗争与所谓的民族复兴、党的领导和历史定位进行强行绑定。中共官方的表述称“无论敌人多么强大、道路多么艰险，都绝不退缩”。而这种政治动员的背后，则暗含着深刻的政治风险：只要习近平认定“方向正确”，那么任何代价都可被包装为“必要牺牲”；只要以“党”的名义发言，任何质疑的声音都可以被看作是“大逆不道”。也就是说，所谓的“敌我界限”、胜负标准以及“忠诚”的定义，都由一人裁决。而这些和现代治理的多元、协商、纠错机制都显得格格不入。
蔡慎坤认为，一个成熟的国家领导人，应帮助社会走出恐惧，而不是不断制造恐惧；应让人民拥有免于斗争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把每个人拖入硝烟弥漫的战壕。所谓的现代化国家，不是全民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口号，而是人人有尊严，政党有监督，社会有自治，权力有边界，国家有法治。
有网友认为，这番话说出了中共治下、满脑子党文化斗争哲学的中共党魁是如何用中共的极端仇恨、恐惧思想来变异、摧毁正常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的。
习“反腐”濒临破产 现实依旧打脸
虽然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谈到要打好所谓的“反腐败斗争攻坚战”等话语，从他上台至今的十三年多以来，也确实没停止过所谓的“反腐”，但据中共中纪委网站数据显示，从2026年上半年至今，已有至少36名中管干部落马，其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与7名中共正部级高官。而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苗华、何卫东等人也被爆出涉及贪腐罪行。
2026年6月18日，X平台博主“新高地”发帖表示：“习近平执政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在近期中纪委的通报中，中共各级官员不仅人人贪腐，而且大多数官员都在大搞封建迷信、拉帮结派、对党（习）的方针执行不彻底、对党（习）不忠诚等。于是，习下一步的打击目标开始转向。可习却不知，当共产主义信仰破灭后，按照中共这种‘山头’制度，每个官员的升迁都需要有‘老大’提携，否则，你就是累死也不可能升官。
习近平执政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在近期中纪委的通报中，中共各级官员不仅人人贪腐，而且大多数官员都在大搞封建迷信、拉帮结派、对党（习）的方针执行不彻底、对党（习）不忠诚等。于是，习下一步的打击目标开始转向。可习却不知，当共产主义信仰破灭后，按照中共这种“山头”制度，每个官员的升迁都需要有… pic.twitter.com/yFlRsuaCwj
— 新高地 (@5xyxh) June 17, 2026
在这种背景下，个人的官运、人际关系和为人处事左右逢源就是理所当然，习自己也是靠这样上位的。这就是中共官场早已固化的官场生态。如今习要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官场生态体系，可又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替代体系。更可笑的是，习企图以个人崇拜这一套来替代，可习有几斤几两党内又有谁不知道呢？就习个人而言，他难道不搞封建迷信？他不拉帮结伙？他对党的方针执行就彻底？他对党就忠诚？如果你自己都是如此不堪，又怎能去要求他人呢？”
对此，X平台网友表示：这其实说明一个更深的问题：当升迁、责任和安全都依赖“老大提携”时，官僚系统就不再是制度系统，而是人身依附系统。人身依附可以维持短期服从，但无法形成稳定治理。因为每个人都在判断风向、寻找靠山、规避责任，而不是解决问题。公民秩序主义要解决的，正是把权力从“认人”转向“认流程”：责任可追、问题可进、权力有边界，官员不再靠依附生存，社会也不再被关系政治绑架。
曝官员不愿把“绝对忠诚”献给习
2025年11月，旅澳法学家袁红冰教授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指出，从中共二十大以后，习近平的大清洗、大整肃正在以“末日的疯狂”高速运转，中共高官人人自危，寝食难安，不知什么时候大祸就将临头。袁红冰引述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分析判断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习近平的一个心魔，习近平已经陷于怀疑妄想狂的这种精神病态。”
袁红冰认为，对习近平来说，现在最让他恐惧的还不是个人权威的颠覆，而是他认为的人心险恶，即围绕在他身边的人、近臣亲信竟然都是“两面人”、“阴阳脸”，表面对他极尽谄媚，私下里却对他嘲讽轻蔑、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的人还把他看作是寇仇。然而习近平没有智能、能力去理解一个基本事实，也就是他所处的这种人心险恶的境地，其实是自己的愚蠢所导致的。
袁红冰指出，绝大多数的中共官员可以把自己的所谓“绝对忠诚”献给权力、金钱和美色贪欲，但并不愿意把“绝对忠诚”献给习近平。
因为在绝大多数的中共官员心目中，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范畴内的智商已经趋于负数，在权力斗争领域却又显得诡诈暴力、凶残阴狠。“人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把‘绝对忠诚’献给这样一个蠢笨如猪、而又狡诈寡毒如蛇蝎的双手怪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