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图片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
按：在中国数千年王朝更迭的历史中，为何有的王朝兴盛百年、国运绵长，而有的却如流星般迅速陨落？是天命使然，还是人事所致？是得天下之机不同，还是治天下之道有别？唐朝的开国第二代君主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样的追问中，反复审视历史。唐太宗少时从军，参与平定群雄、奠定大唐基业；即位之后，励精图治，纳谏如流，开创了被后世称为“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典范。然而，他并不以一时之治为满足，而是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命运：一个王朝，如何才能不重蹈覆辙？在贞观年间，他多次与群臣论及商周、秦隋乃至北齐北周的兴亡得失，层层剖析、反复追问，试图揭开一个关乎所有统治者命运的核心问题——王朝，究竟因何而亡？
中国历史上，唐太宗算得上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他在继承皇位后，常常与大臣们在一起讨论前朝灭亡的教训。
贞观初年，唐太宗问大臣们：“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的混乱，因而拥有了天下，秦始皇乘周朝衰弱之机，吞并了六国。他们的得天下并没有什么不同，帝业的长短却怎么如此悬殊呢？”大臣萧瑀认为是人心向背的不同。但是太宗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周已取代殷之后，更努力弘扬仁义；秦一达到目地，就专行欺诈与暴力，他们不但取得天下不同，而且维护江山也不同。帝业的长短，我想道理就在这里。”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大臣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大旱，百姓大多饥饿困乏。当时粮仓盈满，但却不许发放赈济，还让百姓逃到有粮处去逃荒。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爱惜仓里的粮食，到他晚年，其积蓄的粮食，可供全国食用五六十年。隋炀帝仰仗这样的富裕，所以奢华无道，最后导致灭亡。……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必须藏粮于民，不在于装满朝廷的仓库。古人说：百姓饥寒了，国君从哪儿得到饱暖？只要使仓库的积蓄可以应付荒年，就何必劳动积蓄呢？后代子孙如果贤明，自然可以保有天下；如果不肖，过多的积蓄仓储，只会增加其奢侈，这是亡国的祸根啊！”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上天的意志使善人得到福报，使恶人得到恶报，这就好像如影相随，有因必有果。当初启民可汗亡国来投奔隋朝，隋文帝不惜粮食布帛，还动用大量士兵帮助其安顿下来，使他们生存下来。后来他们强盛了，本该子子孙孙都想着报答隋朝，但刚到始毕可汗，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了雁门关。后来又趁隋朝大乱，深入隋朝境内，杀害他们恩人的子孙，现在他们国破家亡，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报应吗？大臣们都同意太宗的看法。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大臣魏征说：“近几天读了北周、北齐的历史，末代亡国之君，其作恶的情况都差不多。北齐皇帝高纬特别醉心奢靡，所有府库资产，差不多都被他掏空了，以至于没有哪一道关卡不尽力征收税金。我常打比方说：这就好比馋人自食己肉，肉吃没了一定就死了。国君不停的收税，百姓一旦被榨干了，国君也就完蛋了。北齐皇帝高纬就是这样。不过，北周的天元皇帝和高纬比起来，哪个好些呢？”魏征回答道：“两个人虽然都亡了国，但他们的行为还是有区别的。北齐高纬懦弱，政令由好几家大臣掌控，国家缺乏必要的政治秩序，所以最终灭亡了。而北周天元皇帝性情凶暴刚烈，威福自用，亡国的事情，都是他一人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北齐高纬更差一些。”
从唐太宗和大臣的言论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兴国者，必兴仁义；兴仁义，才会得到上天的护佑，才会国运长久。反之，专行欺诈与暴力，必将导致国亡。中国几千年来的朝代兴衰、更迭，无不验证着这个道理。反观当今中共政权，不仅长期依靠谎言欺骗民众，而且自建政后，从没有停止过对民众的迫害。一次次运动，一次次镇压，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上刻下了累累伤痕。资料显示，有至少七千万人死在中共的手中。如此罄竹难书的罪行，怎能不招致天怒人怨？如此不兴仁义的政权又怎能得到上天的护佑？或许，历史上的教训足以让人们思索和警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