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图片来源: 中央社图)
【看中国2026年8月3日讯】大家好，今年5月份的川习会上，习近平在谈到日本时，出现了令美国官员感到意外的一幕。习近平当时语气激动而且情绪明显升高。他所针对的一个是日本的女首相高市早苗，而另一个就是日本增加国防支出，而川普也毫不含糊的给习近平怼了回去，他公开赞扬了高市早苗的领导能力，同时指出，朝鲜威胁日益升高，日本必须采取更积极的国防政策。
有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对日本的言辞抨击，是这场峰会中“火药味最浓”的一段。
那么很显然，日本对台湾的支持和日本军队的迅速改革，就是习近平最为恼火的因素，因为日本实实在在的剑指中共。
美国的7月31日，也就是中共的所谓“八一建军节”当天，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胡佛研究所发表文章，指出“日本悄然完成了自1945年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国防理论变革。”，让中共感到恼火的是，余茂春更清晰指出“推动这一变革的催化剂，并不是抽象的宪法理论，而是中（共）国”。
显然，这是余茂春给习近平和中共当局送上的一份“厚礼”，当然这个“厚礼”是打引号的，咱们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
日本的战略核心目标发生转变
余茂春教授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安倍的最终胜利：日本的国防革命与战后和平主义的终结》。
文章开始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八十年里，日本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建立在它拒绝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之上。它不会发动战争；它不会向海外投射军事力量；它不会拥有进攻性武器；它依赖美国承担作战任务，而日本则专注于保卫本土。《日本宪法》第九条不仅是一项法律约束，更成为一种国家身份认同。
这样的日本已不复存在。在没有正式修改宪法的情况下，日本悄然完成了自1945年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国防理论变革。这场革命始于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在首相岸田文雄任内加速推进，如今正在首相高市早苗领导下全面实施。所有这些变化累积起来，其结果无异于彻底重新定义了日本军队存在的目的。
余茂春说到这里指出，推动这一变革的催化剂，并不是抽象的宪法理论，而是中（共）国。
咱们说，中国的老百姓一直说习近平是加速师，他今天还朝着川普(特朗普)气的跳脚，跳什么脚啊？这脚就是他自己砸的，从某种角度，日本都应该谢谢这个习近平，没有他这么到处斗，日本想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是相当不容易。
面对中共的威胁，安倍晋三首先看到了这一切。
余茂春指出，安倍比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领导人都更早认识到，中（共）国带来的挑战，与日本在整个冷战时期所准备应对的传统威胁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朝鲜能够发射导弹；俄罗斯仍然是日本北方的重要安全威胁；但是，这两个国家都不具备改变东亚战略平衡所需要的经济、工业、科技和军事综合实力。而中（共）国具备。
这一认识改变了一切。
几十年来，日本的国防规划一直围绕着保护日本领土免遭入侵展开。如今，日本战略的核心目标已经变成：在中（共）国发动侵略之前，就阻止其侵略。威慑，而不是被动防御，已经成为日本军事规划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安倍留下的最伟大政治遗产。
日本国防革命的两大支柱
余茂春认为，这场革命有两大支柱，首先是思想层面的转变。他说，日本实际上已经将中（共）国确定为其长期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挑战，而不是朝鲜和俄罗斯。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数十年来战略思维的一次重大转变。
安倍认识到：中（共）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意味着另一个大国的出现，而是一个威权国家的崛起。这个国家决心通过军事现代化、经济胁迫、科技优势，以及在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日益具有攻击性的行动，来改变地区秩序。
一旦中（共）国被确定为日本面临的核心威胁，日本国防政策的其他所有方面，都必须随之作出相应调整。
第二大支柱，则是资源投入。
几十年来，日本一直非正式地将国防支出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约1%左右。现在，日本已经启动了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扩张计划，并承诺将国防开支提高到接近北约国家的标准。
余茂春指出，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预算增加本身。日本已经不再只是购买安全，而是在建设真正的军事力量。
这种区别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采购更多坦克、军舰或飞机，而是重建本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使其能够支撑长期、高强度战争。乌克兰战争已经证明，现代战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工业能力的竞争。库存重要；生产速度重要；制造体系的韧性同样重要。日本已经吸取了这一教训。
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还有日本武器采购体系的全面改革。日本大规模生产价格较低、可消耗的自主作战系统，包括无人机、无人水面舰艇、自主水下航行器、人工智能支持的侦察系统、电子战平台，以及更为重要的电磁道道炮和其他新一代武器。
习近平的指挥中心面临毁灭性反击
还有一个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那就是日本在打击目标方面的战略转变。日本的军事理论长期假定，日本负责承受敌方攻击，而美军则负责实施进攻性作战。
现在，这一假设已经消失。
日本如今正在发展远程巡航导弹、高超音速武器、精确制导打击系统以及反击能力，这些能力专门旨在打击位于中（共）国战略纵深地区的军事目标。
余茂春认为，这不是一种表面的军事理论调整，而是彻底推翻了日本战后国防政策最核心的假设之一。
日本这些武器的目的，是通过拒止性威慑实现威慑效果。中共的军事决策者如今必须计算，如果对台湾或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大陆境内的指挥中心、后勤枢纽、导弹基地、海军设施、机场以及关键军事基础设施，都可能立即遭到毁灭性的反击。
这是自1945年以来，日本首次打算在侵略行为得逞之前，就让任何侵略者付出直接的军事代价。首相安倍晋三及其继任者成功说服了日本国民：在继续遵守日本宪法禁止进攻性军国主义要求的同时，建立具有进攻性的威慑能力是必要的。
咱们说，为什么习近平大为恼火，余茂春的这段分析已经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日本不光是有高市早苗的表态，最关键的是它的军事实力和这种根本性的改革，导弹直指习近平和北京。
余茂春指出，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日本重新定义了它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战后的美日同盟建立在一种默认的分工基础之上：美国负责作战，日本负责支援。
自安倍政府于2015年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以来，日本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同盟关系。如今，这一同盟已经不再只是建立在美国单方面保卫日本的基础上，而是越来越设想由日本与美国共同作战，以维护地区安全。
日本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受到保护的盟友，而是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能够直接参与整个印太地区联盟的联合军事行动。
这一演变，恰好契合了安倍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一更宏大的战略构想。他认识到，要维护地区秩序，必须依靠有能力的民主国家共同采取行动，而不是完全依赖美国的力量。
因此，日本已经不仅仅是安全的消费者，也成为了安全的提供者。
中共军事的结构性弱点
文章指出，这场国防理论革命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或许将被证明是最具创新性的。
日本的战略规划者越来越认识到，中共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弱点。
中共军队拥有数量可观的导弹库存，以及迅速扩张的海军力量。然而，它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脆弱性：在太平洋方向上的作战航空兵航程相对有限；高度依赖较为脆弱的指挥与控制网络；缺乏真正的实战经验；在第一岛链之外执行远程后勤保障面临挑战；以及快速推进武器研发过程中伴随出现的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薄弱环节。
日本正在形成的“统一综合防御系统”，并没有选择与中（共）国逐个平台进行对等竞争，而是致力于专门利用上述这些弱点。
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天基监视、网络作战、电子战、无人作战系统、分布式海上作战、具有韧性的指挥网络，以及远程精确火力，正被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作战体系。这一体系的设计目的，是在削弱中共军队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放大其自身存在的弱点。
日本致力于使中（共）国的军事行动变得难以实施、代价高昂，并最终无法取得成功。
通过这样做，日本悄然放弃了其战后安全政策中或许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基本假设——和平主要可以依靠军事克制来维持。
安倍提出了另一种理念。和平需要力量。和平需要做好准备。最重要的是，和平需要让潜在的侵略者相信，战争不会取得成功。
这个曾经通过宪法承诺放弃战争的国家，如今已经成为印太地区最坚定倡导“以实力实现威慑”的国家之一。这并不是因为日本放弃了和平主义，而是因为中共使消极和平主义在战略上已经过时。
这就是安倍的最终胜利。这也很可能成为战后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军事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