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日，人们在上海外滩排队过马路。（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中美经贸关系阴霾密布，美国朝野对脱钩和继续挂钩的辩论一直就没有停歇。这个星期，巴伦公共事务中国业务负责人杰里米・弗希特戈特（Jeremy Furchtgott）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一个第三条道路的方案：既不实行全面脱钩，也不再维持一成不变的盲目开放，而是由美国单方面制定规则，实施所谓“美式改革开放2.0”，也就是按照美国的条件，决定对中国哪些地方和企业开放美方市场。
在理论上看，这个思路很巧妙，但要是放在中共体制下，在当今的经济结构、当今地缘政治的真实环境下审视，这恐怕是一厢情愿的设想。
我们先了解一下弗希特戈特文章的内容。首先，当前中美贸易面临两难，全面脱钩代价过高，继续挂钩又难以为继，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监管政策的直接碰撞。按照西方的标准，进口企业必须深入审查中国供应链的透明度，比如美国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但是中共则禁止中国实体配合外国监管审查，否则即属违法，比如近期出台的《产业和供应链安全条例》、《反外国制裁法》。结果就是，西方企业被夹在中间，面临巨大的法律与违规风险。
针对这一死局，作者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不再把中国视为单一的整体，而是由美国单方面实施微分化、差异化的贸易政策。美国应该反客为主，由美国制定和划分经济特区。美国向愿意提供供应链透明度、配合监管审查、遵守制裁规则的中国城市或特定企业，提供优惠关税、加速出口许可、提供签证便利，而对无法验证的地区加以限制。
作者总结说，这就像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那样，先弄个经济特区，按中国的条件向世界打开中国大门。而如今的改革开放2.0，则是按美国的条件向中国打开美国大门。美国不需要等待中共做出改变，通过这种有的放矢的利益杠杆，倒逼和吸引愿意配合的中国地方与企业入局。
看来，弗希特戈特对中共的认识还不够深入。邓小平的特区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它的首要前提是中央权威的绝对授权与政策允许。中国各个省份可不是美国联邦的各个州，有相对的地方独立管理权限。中国地方的试点和特区，并不是地方政府能做主的，它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没有中共的允许，哪个地方也不能闯、不能试。
特别是在今天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大环境下，权力和决策高度集中在中央，安全维度被置于极高的优先地位。在涉及国家安全、数据跨境流转和供应链基本盘的敏感问题上，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不可能私自与美国商务部或贸易代表办公室达成独立的监管透明协议。因此，美国试图绕过北京中央政府、直接在地方层面寻找“愿意合作的伙伴”，在现实政治中根本缺乏可操作的基础。
这是在政治层面上讲，在具体技术操作层面上，也面临着巨大的现实障碍。现代制造业的供应链涵盖地域广大，一件出口到美国的工业成品，其零部件往往跨越好几个省份、几十家供应商。即使某个沿海县城或工业园区为了出口利益，全盘接受美方的审计与透明度标准，但其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零部件加工厂，如果分布在其他“非合规”地区，整条供应链的合规性依然会被打断。
要知道，要查清楚产地，成本高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核查每一批货物背后错综复杂的跨县、跨省供应链。如果真的能有的放矢、区别对待，那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引发强烈的套利动因，导致非合规地区的产能通过特区进行洗标签或转口，从而使美方的监管效能彻底失效。
杰里米・弗希特戈特的这篇文章，反映出华盛顿精英阶层在面对中美经济硬脱钩高昂代价时的现实焦虑。他们既渴望保留中国制造的庞大产能与市场效率，又无法放弃对安全、人权与供应链控制权的绝对要求。改革开放2.0，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下孕育出的一种“既要又要”的政策构想。
大国博弈从来不是单项的选择题，更难以做到既要又要还要。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你选择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