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崔子忠《画苏轼留带图》。此作描绘的是苏轼与金山寺僧佛印说偈，输了腰上玉带。 （图片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
公元1057年，二十岁出头的苏轼进京赶考，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让主考官欧阳修看得拍案叫绝。据说欧阳修当时还闹了个乌龙——他误以为这份答卷出自自己的门生曾巩之手，为了避嫌，硬是把原本该点的第一名压成了第二名。这段轶事后来成了北宋科场上的一段佳话，也让苏轼的名字从此响彻汴京。
这样一个少年得志、才华横溢的人，早年对“因果轮回”这类说法其实相当不以为然。他一心扑在功名仕途上，诗酒风流，谈笑纵横，是个不折不扣的入世之人。谁能想到，这位后来被尊为“宋四家”之一、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的书法大家，同时又是豪放词派的开山人物，晚年却会一步步走进佛门，深信自己的前世是个和尚?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建山寺前：三个人同一个梦的巧合
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奉旨从黄州改任汝州，途中要经过筠州(今江西高安)去看望弟弟苏辙。
就在苏轼动身之前，筠州城里发生了一件怪事。云庵和尚一觉醒来，神情恍惚，说自己梦见和苏辙、圣寿寺的聪和尚三人一同出城，去迎接一位叫“五戒”的和尚。他觉得这梦太蹊跷，便把梦讲给苏辙听。谁知苏辙话还没说完，聪和尚正好推门进来——三人一凑才发现，昨晚居然做了同一个梦，连细节都对得上。苏辙当场大笑：“天底下竟有三人共梦一事的怪事，真是奇了！”
没过几天，苏轼的家书到了，说他已经走到奉新，眼看就要相聚。三人喜出望外，索性一路赶到城外二十里的建山寺去接他。
见面之后，大家把三人同梦的事讲给苏轼听。苏轼听完，却不像旁人那样觉得新鲜好笑，反倒陷入了沉思，缓缓说道：“我八九岁那年，曾梦见自己的前世是个僧人，常年往来于陕西一带。还有一件事，我母亲刚怀我的时候，也梦见一位僧人来家里借宿，那僧人相貌清秀，只是一只眼睛是瞎的。”
云庵一听，猛地站了起来：“五戒和尚！五戒和尚正是陕右人氏，一目失明，晚年云游到高安，最后是在大愚寺圆寂的！”
众人当场算了算年份——五戒和尚圆寂，到那时正好过去了五十年，而苏轼那年，恰好四十九岁。
时间对得上，地点对得上，相貌特征也对得上，连做梦的人都不止一个——种种巧合叠在一起，让在场的人都不由得信了：苏轼，就是五戒和尚转世！
寿星寺的九十二级台阶
这类“巧合”在苏轼身上还不止一桩。
他在杭州做官那几年，常跟诗僧参寥一起游西湖。有一次两人走到湖边的寿星寺，苏轼站定四下张望，忽然对参寥说：“奇怪，我这辈子从没来过这里，可眼前的一草一木竟像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从这儿走到忏堂，应该正好是九十二级台阶。”
参寥半信半疑，叫人上前一数，不多不少，真的就是九十二级。
苏轼看着那台阶，喃喃道：“我的前世，大概就是这山里的一个和尚，而且就住在这座寺院里。”从那以后，他但凡得空路过杭州，总要绕到寿星寺去坐一坐，像是在寻访一个失散多年的老家。
元佑初年，苏轼还和黄庭坚一起去拜访过一位相面的老者。老者上下打量了苏轼一眼，张口就说他前世是个叫“五戒”的和尚；又看了看黄庭坚，说他前世是个女子。苏轼听完只是点头，没多说什么；黄庭坚却当场就乐了，压根不信这套说法。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倒真让黄庭坚渐渐没了底气——这是后话。
这些经历，苏轼自己也不止一次写进了诗里。比如《南华寺》里那句“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还有《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里的“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字里行间，分明是一个人对着自己模糊的前世，在反复确认、反复叹息。
有意思的是，苏轼私底下还特别喜欢穿僧衣。宋哲宗有一回好奇地问身边的内侍陈衍：“苏东坡朝服底下穿的是什么?”陈衍答：“是僧衣。”一位礼部尚书，官服里头竟贴身穿着僧袍？这个细节，大概比任何传说都更能说明他心里的倾向。
五戒犯戒：一段前尘往事
那么，“五戒和尚”到底是谁，为什么苏轼转世之后，起初反而对佛法半信半疑?
相传五戒和尚德行本来不差，只是一目失明，晚年在江西一带云游修行。可惜一念之差，他犯了色戒——这件事被他的师兄明悟和尚看破。五戒又惭又愧，自知无颜再见世人，便当即坐化，提前结束了这一世的修行。
明悟和尚却看出了隐患：五戒这一世犯戒而终，业力未消，若任由他自然投胎，很可能会转生成一个诽谤佛法、诋毁僧人的人，那就真的要在迷途里永世打转、再难回头了。为了拉他一把，明悟索性也紧跟着坐化，追着五戒的业力一起投胎转世去了。
到了这一世，五戒转生成了苏轼；明悟，则成了苏轼一生最要好的方外之交——金山寺的佛印禅师。
苏轼与佛印的交情，是北宋文坛上出了名的一段佳话：两人斗机锋、比才思，留下不少妙趣横生的公案，后世传得神乎其神。但在这些插科打诨的表象之下，佛印其实一直在不动声色地点化这位老友。
最出名的一次，是苏轼在江北写了一首自鸣得意的偈子：“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认修为已经到了荣辱不惊、八面来风都吹不动的地步，派人过江送给对岸金山寺的佛印看，等着对方夸自己几句。佛印看完，提笔只批了两个字，让人原样带了回去。苏轼拆开一看，写的是“放屁”。他当场就气炸了，连夜乘船过江，要找佛印算帐。谁知船刚靠岸，佛印已经笑呵呵地站在渡口等他，劈头就是一句：“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轼这才哑口无言——自己嘴上说着荣辱不惊，结果两个字就把他从江北气到了江南。
类似的机锋，两人之间还有不少，几乎每一次都是佛印把苏轼流露出的得意、自负，轻轻巧巧地拆穿。一来二去，他就是这样启发苏轼一点点从功名利禄、乃至“我已修行有成”的执念里超脱出来。
自身接连遇到的种种“巧合”，再加上佛印多年不懈的旁敲侧击，苏轼终于彻底醒悟——他不但从此深信因果轮回，更是晚年潜心向佛，常伴青灯古卷。
临终一语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在常州病重，自知大限将至。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悲痛不已，他却反过来劝慰他们：“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大恶之事，想来不至于堕入地狱，你们不必太过伤心。”陪在床边的，还有特意赶来探望的方丈维琳、老友钱世雄。
维琳凑到他耳边，大声提醒：“端明宜勿忘西方。”（先生，可别忘了极乐世界啊。）
苏轼气息微弱，却还是应了一句：“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那个地方，应该是有的，只是我现在，已经使不上劲儿去够它了。）
钱世雄在一旁急了，又凑近劝道：“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先生您修行了一辈子，眼下正是关键，更该拼一把力气啊！）
谁知，苏轼最后只是淡淡回了四个字：“着力即差。”（一用力，就错了。）一个人若是临终往生这件事还要“用力过度”，说明心里还揣着执念，还是是没放下。苏轼说这话时，连这最后一点执念也一并放下了，不强求、不刻意、坦然由它去，这是他一生参悟因果、潜心向佛之后，真正抵达的地方。
说完这四个字，他便合上了眼睛，溘然长逝。一代文豪，就这样带着对前世今生的了然，不慌不忙地走完了六十六岁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