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4日，在纽约市举行有关华为关联公司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规定的听证会前，联邦法院大楼外景。（图片来源：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9月26日讯】（看中国记者路克编译/综合）一只用于测试手机的机器人、一套路由器源代码，以及一项据称奖励员工获取竞争对手机密的内部机制，如今成为美国政府试图证明华为长期实施商业窃密的重要证据。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刑事审判已经持续数周。与围绕孟晚舟、伊朗业务和中加外交风波的另一条主线相比，这场审判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核心问题：美国检方能否让陪审团相信，过去20多年间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员工和不同竞争对手之间的一系列事件，并非彼此孤立，而是能够被串联成一种公司层面的行为模式。
路透社报道，司法部庭审律师泰勒・斯托特（Taylor Stout）在开庭陈词中将检方的指控概括为“偷窃、谎言和掩盖”，称华为通过获取美国企业技术以及误导金融机构，为自身全球扩张谋取优势。华为则全面否认这种描述。其律师布莱恩・赫伯利格（Brian Heberlig）告诉陪审团，本案涉及的是“竞争，而不是共谋；创新，而不是盗窃”，并指责政府把个别事件拼接成一个并不存在的犯罪蓝图。
一只“Tappy”机器人为何如此关键
检方最具画面感的一项证据，来自美国电信商T-Mobile位于华盛顿州的实验室。
T-Mobile当年拥有一套名为“Tappy”的机器人系统，专门模拟人手操作，对送交运营商的手机进行重复测试。美国司法部2019年公布的起诉书称，华为工程师在获得有限实验室访问权限后，被指违反保密协议，私自拍摄机器人、测量设备尺寸，并在一次事件中将机器人部件带出实验室，以便中国方面研究复制。
司法部还称，联邦调查人员后来取得的电子邮件显示，这并非单纯因为某名工程师突然起意，而是涉及美国和中国两地员工之间的沟通。华为当时则将事件归咎于少数员工的不当行为。
如今，“Tappy”再次成为纽约庭审的重要内容。
据路透社报道，斯托特告诉陪审团，检方将出示华为员工拿走机器人部件的视频，并称陪审团将听到曾“当场抓住华为试图窃取美国技术”的证人作证。
一个十多年前的机器人零件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本身价值多高，而在于检方希望通过这起事件证明，华为员工对竞争对手技术的获取并非普通的商业竞争，而可能与更广泛的公司行为存在联系。
从机器人到思科源代码
“Tappy”也只是检方试图拼起的技术窃密版图中的一块。
路透社报道，检方在本次庭审中指控华为曾针对五家美国企业的商业秘密采取行动，其中包括试图获得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的互联网路由器操作系统源代码，以及T-Mobile的机器人测试技术。
美国司法部2020年的起诉材料范围更广。当时司法部称，调查涉及六家美国科技企业，所谓被非法获取的知识产权包括路由器源代码、用户手册、蜂窝天线技术以及机器人测试技术。
检方还指称，华为获取竞争对手技术的方法并不只有一种：包括违反保密协议、招聘竞争公司的员工并要求其提供前雇主资料，以及通过高校研究人员等第三方接触相关技术。司法部同时指控，华为内部曾设置奖励机制，根据员工提供竞争对手机密信息的价值给予奖金。
这项“奖励机制”可能成为整个案件中比机器人零件更加重要的一环。
如果检方能够证明，这类信息收集行为与公司内部奖励制度、跨国员工沟通以及商业利益存在联系，那么案件就很难再被简单解释为个别员工的偶发越界。
司法部2019年公开的材料还称，FBI取得的电子邮件显示，华为曾要求员工通过加密邮箱提交竞争对手的机密信息，并按照信息价值提供奖励。
14项指控缩至12项 检方集中火力
经过近八年的司法拉锯，真正摆到陪审团面前的案件已经比检方最初设计的版本有所收缩。
2026年4月提交的第四次修订起诉书列有14项罪名。开庭前，检方决定不再推进其中两项涉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指控，使进入庭审阶段的罪名减少至12项；检方同时放弃将一宗涉及所谓“公司2”的商业秘密事件作为敲诈勒索指控的预定行为之一。公开报道将“公司2”与摩托罗拉系统（Motorola Solutions）联系起来。
这种调整实际上也让本次庭审的主线更加集中。
检方目前重点围绕几类较具体的行为展开：获取美国公司的技术、涉嫌掩盖相关行为、与伊朗业务有关的金融交易，以及公司内部是否存在鼓励或容忍获取竞争对手机密的机制。
因此，陪审团需要判断的已经不仅是“有没有华为员工违规”，而是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足以达到刑事证明标准的共同组织逻辑。
多项证据叠加 华为面临的风险正在上升
从目前公开的庭审材料来看，对华为较为不利的一点，是检方拿出的并非只有某一次员工违规或某一份争议文件，而是试图让多种不同类型的证据相互印证。
T-Mobile事件中有具体的机器人部件、实验室访问记录和内部通信；思科等案件则涉及源代码和技术资料；司法部还掌握了据称与员工收集竞争对手信息有关的内部邮件，以及针对这类信息设置奖励的指控。
这些证据如果单独来看，华为仍可以分别解释为员工个人行为、正常技术竞争或管理漏洞；但当类似事件跨越多年、涉及多个竞争对手，又出现公司内部沟通和奖励机制时，辩方要把所有事件都解释成互不相关的偶发行为，难度显然会上升。
对检方而言，最关键的也正是这种“叠加效应”。
一个Tappy机器人零件不足以证明一家跨国公司存在长期犯罪计划，一份思科源代码同样未必足够。但如果机器人、源代码、内部电子邮件、员工奖励机制以及其他商业秘密案件能够在陪审团眼中形成相互呼应的证据链，华为“只是个别员工失当”的辩护空间就会受到明显挤压。
美国司法部此前指控，这些行为帮助华为减少研发成本、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并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如今随着案件进入陪审团审理阶段，这些多年来散落在不同诉讼、调查和企业纠纷中的材料，第一次被集中摆在同一个法庭上。
对于华为而言，真正棘手之处或许已经不是如何解释某一个机器人零件，而是如何说服陪审团相信，如此多跨越时间、企业和技术领域的事件，彼此之间真的毫无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