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图片来源：Aerial Film Studio/stock.adobe.com)
今天是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国77周年的日子，可谓有人欢喜有人愁。
话说在一个位于悉尼的华人养老院里，一位老人在公共大厅的墙上挂上了一面五星红旗，表达她心系故国的心情，结果却冒犯了另一位老人，要求把红旗拿掉。因为这位老人曾在中国仅仅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自由，被中共当局抓捕、关押了六次，最终获得澳洲政府的庇护，得以在这个自由社会里安度晚年，她无法与红旗共存。
西方人或许弄不明白，两位都是来自中国的老人，却因为一面中国国旗而发生争执。
思念故国是人之常情，移民有意愿与故国国民共欢庆也无可非议。可悲的是，对于许多曾经逃离中国、来到自由社会的人而言，五星红旗所代表的政治权力，可能会唤起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伤痛。红旗不倒，此生难以返故国。
所幸澳洲是一个保障言论自由、也重视个人尊严的社会。最后，养老院管理人员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劝说那位挂红旗的老人将红旗挂到自己的房间里，独自慢慢享用，同时也避免伤害到另一位老人。
虽说很多澳洲华人把爱国放在嘴上，却很少有人敢在“十一”的日子里举着红旗出来庆祝，因为大家都清楚，这面红旗在自由世界里所承载的，更多是一个政党的政治象征，而不能代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本身。
相反，将中共的红色党旗踩在脚下进行示威集会，却出现在悉尼市政府大楼前。
上周末，悉尼市政厅大楼前出现了两场集会，一场是法轮功修炼者庆祝民众退出中共的集会，另一场是中共政权受害者澳纽联盟召集的“中国沦陷日集会”。
人们在集会上向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同胞表达哀思，揭露中共政权的种种暴行，呼吁社会关注中国当下的人权状况，并推动更多力量一同携手结束一党专政。
集会上最令人注意的是两位长者，一位是法学教授袁红冰，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和长期研究，分析中国百姓承受苦难的根源，并认为中共建政不值得庆祝，那是一个文明国土政治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日子。
说起袁红冰，我还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外采访他的人。2004年7月24日，我从媒体上得知他带团抵达悉尼后脱团投奔自由的消息。经四处打探，我第二天晚上就在一位民运人士的家中找到了他，连夜对他作了视频专访。他敢于挑战中共的决心与勇气令我感到敬佩，该视频很快传播到了全球网络上。
二十二年过去了，虽然袁教授看似有些苍老，但站在舞台上，还是像当年一样意气风发、滔滔不绝，那种与中共对着干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我曾问他，你难道不想回中国吗？他说：“想，等中共垮台的那天。”
我这次又问他有何想法，他信心十足地说：“我每天锻炼身体，绝不能在中共垮台前倒下。”
冯崇义教授长期任职于悉尼科技大学，是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常常组织政治讨论会，与各方学者一起分析、讨论中共的历史与现状。他总是用自己的研究和观点，试图让人们看清中共政权的本质。
2021年2月，来自澳洲各地的中国民主人士，以及西藏、新疆、蒙古、香港、台湾、法轮功等团体代表，在堪培拉举行“中国共产党政权受害者：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后，与会者决定成立“中共政权受害者澳纽联盟”，冯崇义后来担任该联盟主席，他也由此走到了反共的第一线。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政权受害者澳纽联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运组织，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影响力。他们不分族裔、信仰，为不同群体中遭受中共政权迫害的人发声。
冯教授的立场也引起了中共当局的强烈不满。2025年7月25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公布，对包括冯崇义教授在内的19人发出拘捕令并悬红通缉。香港警方指他们在境外组织、成立或参与所谓“香港议会”，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第22条规定的“颠覆”罪。香港当局随后又对其中部分人士采取进一步措施。
有意思的是，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颠覆国家政权”属于严重罪行；而在西方民主社会，对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批评、和平的政治活动以及政治组织本身，都受到言论和结社自由的保护。当然，澳洲、美国等国家同样存在针对以暴力推翻政府、叛国、恐怖主义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的刑事法律。区别在于，和平政治表达与以暴力推翻政府等行为，在法律上有不同的界限。
曾经与一位来自台湾的政治学者谈话，他说，海外的中国学者私下聊天时骂中共很凶，但在公开场合说话时特别小心翼翼，他问我，是不是他们很害怕？
我告诉他，害怕只是一个因素。真正的原因之一，是不少中国人在长期的政治环境中形成了一种生存方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希望在不同环境中都能保留自己的利益。他们既希望在正义的一边得到认可，又不愿完全放弃在红色领域获得的利益。这种矛盾，有时会成为一种很难摆脱的心理状态。
“十一”是一个沉重的日子。有人会钻进合适的场合参与庆祝，那是为了让主子瞧见，目的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有人会公开站出来进行谴责，那是内心的呐喊，目的是为那些遭受不公者鸣不平。还有人，就像那位在养老院挂红旗的老人，他们在长期的政治环境和思想影响下，已经将奴性深深埋进骨髓里，即使到了自由社会，依然习惯性地向红旗表达效忠。
9月28日，我参加了蒋继先先生的追悼会，向这位充满正义感的老人告别。追悼会上寥寥数人，他端详地躺在那里，就像在沉睡之中，脸部微微倾向右侧。我不禁感叹，老人家呕心沥血创作巨著，记录了中共建政后种种恶行，却没有能够亲眼见证这个政权的最终命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当今世界，有责任感、有良心的文人不多，敢于站在第一线的更是凤毛麟角。伟大的人物往往是孤独的，因为他们不愿与自己认为错误的东西同流合污，所以才显得孤独。
正因为那种孤独相伴，才更加显得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