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前总统蔡英文 （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 /总统府）
【看中国2026年10月16日讯】韧性是一种绵软的力量，或者说是难以脆断的内在生命力，前总统蔡英文在美西时间8日出席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举办的论坛，以“新闻标题之外的台湾：台湾如何用民主建构韧性”为题发表演说，在蔡英文看来，台湾的韧性，来自民主制度的保障、社会团结的力量、务实的安全防卫、创新的经济基础，以及持续自我更新的能力。台湾的韧性，是人民选择自由，并在挑战中不断前行的力量。
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威权韧性理论，曾经揭示中共制度化改革对于政权延续的重要意义。今天，随着最高权力重新集中、接班惯例弱化、社会自主空间收缩，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当原先支撑威权韧性的制度化机制受到削弱，政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组织控制和行政动员应对新的危机？高度集中的权力能够迅速作出决策，但如果缺乏真实的资讯反馈与有效的纠错机制，也可能使局部错误演变为全局风险。
本文将就上述话题分别综述与分析，以比照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社会的韧性及其可持续性。
台湾的韧性：民主社会面对挑战的力量
蔡英文在演讲中分析了台湾的韧性究竟是什么？它不仅是面对外部威胁时的抵抗能力，更是一个民主社会在危机中保持自由、凝聚共识、维护安全并不断发展的综合能力。
蔡英文认为民主有时显得吵杂与混乱，然而在真正关键的时刻，人们愿意保持弹性、放下分歧、形成共同力量并寻找共识，这正是所谓的“民主韧性”。她同时强调，台湾不希望外界仅因所面对的危险或外部威胁而认识自己，而是希望世界看见台湾人民共同建立的社会。面对网络攻击、假讯息操作、供应链中断等日益复杂的挑战，台湾持续参与世界、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决心不会动摇。
在两岸关系上，蔡英文表示，处理相关问题需要充分准备与必要的克制。台湾社会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广泛共识；民主的韧性也要靠军事实力维系，蔡英文提到：“在我担任总统的2016到2024年之间，台湾也从不同面向强化韧性。国防支出增加超过八成，同一期间GDP成长将近四成；我们也投入更多资源，强化不对称战力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以强大的实力平衡两岸关系，使台湾和平不至于因武统力量的强大而被破坏。
她进一步提到，台湾提供给世界的不仅是半导体与科技，更是一个有丰富经验、有能力与他人分享的伙伴。她呼吁民主国家结合各自优势，共同打造更具韧性的合作体系，让安全、产业与民主得以相互支撑。
我认同蔡英文的演讲观点，要补充的是，台湾民主韧性，不仅来自制度，也来自没有割裂传统人文道德伦理精神，我多次到台湾参观考察时，既能感受到民间社会的自由随意，也能感受到特有的人情良善，传统德性与现代政治体现了完美融合，台湾不仅有现代政治文明带来的自由平等红利，也有传统文化多元，社会高亲善度的深厚背景。
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上，台湾与美国、日本等民主国家亲善，形成文明国家共同体，保障了台湾在战略上的安全，台湾不仅是台湾人民的台湾，也是第一岛链居核心地位的军事要津，并关乎印太特别是南中国海的航行安全。
本文还要进一步强调，台湾制度的韧性，在外交领域也表现卓异，中共利用金元外交，使许多中小国家与台湾断交，但台湾却表现出不凡的外交智慧，既强化印太区域合作，与制度相同的国家、国家利益一致的国家形成合力，又与欧美文明国家议会或社会各界合作，使台湾议题得以提升与关注。
无论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军事位置，台湾凭借自身的制度韧性、经济实力、国际合作及重要战略位置，不仅增强了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也成为影响印太地区安全与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
中共政权的威权韧性是否依旧？
中共政权是不是也有制度性的韧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黎安友（Andrew J.Nathan）于2003年发表《威权韧性》一文，黎安友最初认为，中共具备韧性是因为它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裁，走向了“制度化威权”——包括建立有规律的高层接班机制、党内规范化协商、功能专业化的官僚体系，以及有限度的社会表达空间。
黎安友对习近平时代的分析指出，中共高层政治在集权化进程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习近平上台后打破了许多此前相对制度化的安排，将大量权力收归自身，通过强化集中领导和政治纪律压缩公民社会空间，并把反腐与党纪整顿转变为由最高层直接掌控的垂直体系。从组织与纪律角度看，官僚机器因此显得更为严密强大；但高压环境也带来资讯上的脆弱，基层与官员因畏惧而不敢如实反映情况，最高决策层难以准确掌握公众与民间的真实想法，增加了决策脱离现实的风险。（美国之音2018年2月28日）
有限任期的修宪改变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确定性：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废除、终身化执政格局形成后，高层政治失去了可预测的接班规则，潜在的权力斗争与不稳定性随之上升，这也使最高权力交接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经济与政权存亡的关系上，黎安友并不认同简单的“经济崩溃论”，国际层面，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仍通过经济、外交与军事等手段积极扩大影响力。
我认同黎安友教授上述精辟的分析，我想进一步强调，在邓、江、胡时代，政权的韧性主要依赖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与美国、欧洲对华政策相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及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开放、国际资本和全球产业链的深度参与密切相关。世界资本主义的血不仅使经历文革大溃败的中国获得了生机，同时也成长为红色巨龙，这是当年中共强有力韧性的前提条件。
当时中共内部不成文的规则：“七上八下”的高层退出机制与“隔代指定”的最高领导继位方式的确立，使高层权力过渡平稳有序，也保证了高层的派系平衡。相比毛的终身制与习的修宪后连任，它使中共内政有了韧性，难以脆断。
我们再看经济，中共政权在两个层面上均已失去韧性：一是国内经济依赖的人口与地产红利尽失，地方政府正在失去经济支撑；二是世界工厂优势的外向出口，因欧美相关进口关税，使大量企业外移，随着欧美强化关税管控、甚至在高端技术与产品上实施禁运，为了经济安全一步步与中共脱钩，即便中共经济一时不会脆断，但已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外动力，原有的经济韧性，也随之弱化。
还有就是中共体制性的脆弱性：体制内与体制外、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边远不发达区域，贫富分化加剧，使中国社会极易产生不稳定因素，一旦经济或政治危机爆发，社会就会剧烈动荡，政权极易更替。
结语：真正的韧性，是制度能够纠正自身的错误
比较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制度韧性，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政治现象：威权体制可以拥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集中资源、控制社会、维持政权运转；民主社会则通过权力竞争、公民参与、社会自治和公开讨论，形成另一种制度适应能力。威权体制无法遏制通过集权走向极权的危境，可以说，集权度越高，刚性越强，韧性越弱，而这极大增加了威权体制的脆断风险。
台湾的经验则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民主政治不保证没有争吵、失误和危机，但它允许人民批评政府、通过选举更换领导人，并借助公民社会的自主力量参与公共事务。台湾的民主韧性还与传统人文伦理、现代经济创新和国际合作相互联系，使政治制度之外的社会资源能够参与危机应对，所以台湾的韧性背后有更多的力量维系与支撑，安全上有文明世界的协力、协防，政治上有更多的互信、互动，经济上有更多的互利、互补。这使得台湾的韧性是网状的，而非集权政治韧性的单线模式（党政一体）。
因此，判断一种制度是否具有韧性，不能只看它维持了多少年的统治，也不能只看国家机器拥有多强的控制能力。我们还需要追问：面对错误，谁有权提出批评？面对危机，社会能否自主行动？面对权力失误，制度能否实现和平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