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6年10月20日讯】1977年夏天，我初中毕业。
当时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几个：上山下乡、读技校、参军，或者继续读高中。
那时候，技校是许多城市学生最理想的去处。毕业后即可分配到国营工厂工作，拥有稳定职业和城市户口。在天津，自行车厂、手表厂等大型国营企业所属技校最受欢迎。凭我的学习成绩，可以进入较好的技校。
我最终没有选择技校，而是在报名截止前最后一个小时决定继续读高中。
我的成长经历与许多同龄人不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母因海外华侨背景受到冲击，被扣上“特务”“间谍”等帽子，长期参加劳动改造。外婆每天凌晨起床扫街，家里长期只有老人照顾孩子。
小时候，我曾把家里的钟拨快，希望母亲能够早点下班回家，结果反而让母亲提前出门，在寒冬里等了很长时间。
父母经常告诉我：“这一生只能靠自己。”
学校教学秩序长期没有恢复正常，很多课程需要自己学习。我从小学开始养成阅读、写日记和制定学习计划的习惯，大部分教材都是自己完成学习。
1977年秋，我进入高中学习。
同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12月举行考试时，我刚进入高中不久，经学校批准，以高一学生身份参加了1977年高考。
考试当天，父亲骑自行车送我到考场。
考场里的考生大多比我年长，很多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和知青点。我作为刚进入高中的学生，年龄明显最小。
考试结束后，我继续回学校上课，并没有把这次考试视为真正的升学机会。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黑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
看到录取结果后，我曾考虑放弃，因为自己刚读高一，还可以继续完成高中课程，再参加1979年的高考。
父母带我去学校征求意见。
学校领导认为，我是天津市极少数以高一学生身份考入大学的学生，并提醒当时政策变化较快，以后是否还有类似机会无法预料。
最后，我决定报到入学。
1978年初，我乘火车前往哈尔滨。
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时正值深夜，天气严寒。由于学校接站车辆要等到天亮，我一直留在车站，随后随学校车辆前往黑龙江大学报到。
进入班级后，我发现同学年龄普遍比我大。
他们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和生产建设兵团，不少人曾长期上山下乡，也有人已经结婚成家。
课堂讨论时，同学们经常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社会经历提出问题，与教师交流甚至争论。有些课程中，教师也会补充或回应学生提出的意见。
由于年龄和经历差距较大，我对许多讨论内容并不了解，也很少参与。
有一次，几个班合并上课，因为教室坐不下，教师准备更换教室。一位同学提出不要换教室，理由是大家多数已经拖家带口，来回搬动十分不便。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班里的许多同学已经承担家庭责任，而我仍是一名十几岁的高中毕业生。
还有一次，学校夜间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宣布有男女学生因拥抱违反校规，并进行公开批评。会后，一位男同学认为学校公开点名处理并不合适，我第一次接触到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看法。
大学期间，同学们学习十分刻苦。
每天清晨，走廊、操场和楼道里都有人背书学习，图书馆长期座无虚席。东北冬季天气寒冷，只要能够站人的地方，都有人在那里读书。
毕业前，学校组织政治统考。考试采用分析题形式，我取得九十多分。
在校期间，我还参加体育比赛，获得省游泳比赛女子100米自由泳第七名，以及校乒乓球比赛女子亚军。
大学生活中，许多知青同学向我讲述他们在北大荒劳动、生活和返城的经历，也讲述了身边战友牺牲等往事。
1977级大学生于冬季毕业，这是恢复高考后较为特殊的一届毕业时间。
毕业后，我进入社会工作。
20世纪80年代，我通过考试获得全额奖学金，赴美国继续攻读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