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深怕暗通日军的底细被曝光，右为特工潘汉年。（网络图片）
中共的情报保卫机构，简称中央特科，其运作模式与残酷手段始终是党内秘辛；与国民党军统多线作战不同，中共特科的目标极度专一：全力对付国民党，并在内部进行严格肃清。这套系统不仅是国共内战中共取胜的关键，也是其后无数地下党生命被吞噬的残酷绞肉机。
中共党史上，从国共内战时期的极限渗透，到篡政后的无情清洗，中央特科曾立下“赫赫战功”，但情报系统的发展轨迹，也可以如实的折射出中共体制的真面目。
无孔不入的渗透
被称为“小诸葛”的白崇禧，身边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是中共特务；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中校参谋杨德华，也定期向周恩来汇报50万大军概况。最令人心惊的是负责国民党中央重要会议速记的沈安娜，让蒋介石、何应钦等高层的机密报告尽数落入中共手中。到了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的作战命令甚至还没下达到军长，毛泽东就已经看到了。
周恩来的情报网在国民党内部可以说是全面、无孔不入的渗透发展。1933年至1934年间，特科在公开场合连续惩治多名国民党特务并制裁内奸。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便是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带队处理的灭门惨案，连曾经对周有恩的斯励也因在场而惨遭杀害。
密令 毛泽东对地下党下达“十六字方针”
周恩来曾言，情报保卫工作是长期埋头的艰苦工作，“将来革命成功了，党史上要写上去。”然而，1949年中共篡政后，等待这些地下党员的并非功劳簿，而是残酷的政治清算。毛泽东对地下党下达了秘密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南京、浙江等地的大批前地下党员被查被抓，曾立下汗马功劳的潘汉年、杨帆等人更是迅速面临牢狱之灾。入狱前的潘汉年可都是西装笔挺、出入高级西餐厅，直通延安毛泽东统战指挥中心，无限风光......
潘汉年案其实就是党内残酷零和博弈的典型。中共向来将人视为“工具”，这些潜伏的特工在夺权阶段是利器，但篡政后，因为他们掌握了太多国共双方的黑暗内幕，瞬间变成了令高层不安的“政治隐患”。
打天下的精明狡兔被烹杀了，中共坐天下时则换成了和狡兔一样好用的“聪明狗”，如陈永贵这般的人物被树立为盲从标竿的劳模。
狡兔指的正是潘汉年、杨帆这类长期潜伏的地下党员。他们受过相当的教育、思维敏捷、具备极强的应变与独立判断能力。然而，当中共“坐天下”后，领导人最忌讳的正是他们的“聪明”与“独立思考”，更让中共害怕的是，这些特工在国共两党之间游走，掌握了太多党内见不得光的龌龊交易与高层倾轧机密（如潘汉年掌握毛泽东暗通日军的底细）。
陈永贵从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提拔为副总理。（网络图片）
夺天下时，才需要灵活的特工为利刃；中共“坐天下”时，毛泽东只需要的是像陈永贵（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后被提拔为副总理）这样的政治工具人——出身基层、文化水平低，缺乏独立批判能力、对党绝对服从、盲目忠诚，那些过于聪明且知根知底的特务“功臣”反让毛泽东寝食难安了。
极致的欺骗与渗透
说到底，共产党夺权靠的就是“欺骗与暴力”，对自己人也不例外。中共的特务系统与西方国家对外防御的情报机构不同，它的首要目标是“对内斗争”和“消灭异己”。周恩来的情报战本质上也就是无底线的欺骗，并直接传承自前苏联布尔什维克。
中共夺权的核心手段之一就是极致的欺骗与渗透。1928年，周恩来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期间，专门向苏共“契卡”（KGB前身）取经，确立了“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制裁叛徒”的三项任务。所谓的“筹款”，还包括绑票勒索等黑社会手段。
周恩来建立的这套特务机制，最终也变成了监控党内高层（包括周自己）的残酷绞肉机。周恩来晚年饱受膀胱癌折磨却得不到治疗，毛泽东确定周已是死路一条时才允许周被推进手术室做做治疗、走走形式，周恩来语无伦次说着“我不是投降派！”......源于1932年国民党报纸登载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份真伪交织的历史档案被毛泽东死死捏在手里，成为随时可以发动政治死刑的把柄。
特务大头目周恩来终其一生也都无法摆脱中共最高领导人对他的监控与猜忌，患了重病也只能在极度的恐惧与屈从中被毛泽东结束奄奄一息的生命，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