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当时新当选的中共副总理韩正（前排右一）领衔，时任副总理孙春兰、胡春华、刘鹤，时任国务委员魏凤和等人，准备宣誓就职。（图片来源：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每当中共政权岌岌可危时，高层就会重提“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这套政治话术既能安抚党内官僚的不安、调动技术官僚挽救危局的积极性，也能向外界释放“体制具备自我纠错能力”的讯号；然而一旦危机解除，为防止派系坐大威胁核心权威，权力便往往再次收紧。对照过去七十余年的四次历史循环便能看清，这不过是中共欺骗剧本的第五次重演。
第一次 中共八大至反右运动 从废除个人崇拜到独揽大权 1956年～1958年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雪夫发表批判史达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后，中共于同年9月召开“八大”。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导在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表述，并明确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与反对个人崇拜。
毛泽东当时对“八大”路线的容忍仅是迫于国际共运大气候的暂时妥协。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随后迅速转为“反右运动”，并于1958年南宁会议与成都会议上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公开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崇拜”，彻底瓦解了八大确立的集体领导框架。
虽然八大确立的“一线、二线”分工原本旨在建立常态化的党务运作机制，但由于党内缺乏对最高领袖权力的刚性宪政约束，当政策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时，常务机构便无法抵御中共党国最高领袖的政治动员，文革爆发后家家见血的惨烈就是明证。
七千人大会至文革爆发 危机分责与秋后算帐 1962年～1966年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严重的大饥荒与经济崩溃后，中共于1962年初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有限度的自我批评，并重申“民主集中制”，将经济恢复的日常工作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主持。
此次又重提“集体领导”实为典型的危机控管与缓兵之计。一方面透过强调“中央集体负责”来分摊大跃进失败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则让一线官僚收拾经济残局。一旦1965年前后经济稍有起色，毛泽东便以刘少奇等人推行“修正主义”为由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当年参与集体领导的高层干部逐一清洗。
刘少奇等人在此期间确实透过务实政策扭转了经济颓势，熟悉中共黑帮政治的读者应该也想得到，这想必是导致刘少奇被整死的主因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八十年代末 大佬共治与改革受挫 1978年～1989年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高举“解放思想、发扬党内民主”与“集体领导”的旗帜，借此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并在1980年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批评权力过分集中之弊端，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
“集体领导”在此阶段首先被用作夺取华国锋最高权力的政治工具。在进入八十年代后，名义上由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担任党的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但实际最高决策权仍掌握在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八大大佬”手中。当胡耀邦与赵紫阳试图真正落实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多数决原则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时，便分别于1987年“党内生活会”与1989年政治风波中被大佬以非正式程序罢黜。
虽然，八十年代的制度改革确实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个人极权，确立了任期制、退休制与党政分开的初步框架，为经济改革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但在面对危及中共政权稳定的重大冲击时，非正式的大佬政治仍然凌驾于民主的谎言口号之下，胡锦涛、赵紫阳相继被罢黜、六四大开杀戒就是明证。
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 从“九龙治水”到权力再集中 1992年～2012年后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十四大后，逐渐形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各管一摊的“集体领导”模式（至胡锦涛时期发展为九名常委分工的“九龙治水”格局），同时伴随着隔代指定接班人与“七上八下”等内部潜规则。
这一时期的集体领导本质上是各派系与权贵家族为了瓜分经济利益、避免内部火拚而达成的“寡头共治”妥协，并非真正的民主制衡。由于缺乏独立司法与社会监督，这种分权反而导致了派系山头林立（如周永康掌控政法系、徐才厚与郭伯雄掌控军委）与江泽民领头的系统性腐败，“反腐”最终又成为下一阶段高度集权的借口。
学者黎安友（ Andrew Nathan）早年曾提出的“威权韧性”理论；他指出，这套集体接班与常委分工机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权力交接的可预测性，维持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稳定与经济高速增长，直到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矛盾超越了寡头协商所能负荷的极限。回顾中共党史，也可以发现每每当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决策遭遇重大挫败时，党内高层便会重申“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简言之，就是没招了的时候，才会主动重提“集体领导”，这既能缓解党内“躺平”官僚的恐惧，还能诱使技术官僚出来替烂摊子献策背锅，又能让国际资本与外界再次产生“中共体制能够自我纠错、温和派即将抬头”的错觉。这种做法在政治功能上主要用于缓和党内派系矛盾、平息基层与社会的不满，并将决策失误的政治责任由个人转嫁为“集体承担”，以借此度过执政危机。
综述以上史实，重点反不在于中共这次怎么骗、喊了哪些响亮口号，真正的关键在于前车之鉴已经这么多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再上一次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