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北京市中心，一小群市民走过一幅巨大的毛泽东主席画像，当时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图片来源：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1月11日讯】父亲晚年，我常陪他聊天。有一次，我说起童年时反复做过的一个梦：一座荒败的大宅院，青砖高墙已经坍塌，门楼、石阶、拴马桩都埋在荒草里，只有院中的老槐树还在风雨里摇动。
父亲听完，沉默了很久。
那大概是我对祖辈生活最模糊的记忆。
我们家祖上曾经殷实。太祖母出嫁时，嫁妆据说有两垧地和一处城里的买卖。她生了八个儿子，我祖父是长子。
祖父小时候读过私塾，成年后掌管家业，也在乡公所做事，负责治安和劳工派遣，是乡公所里少数配枪的人之一。
但据祖父后来讲，在给旧政府做事的同时，他也曾暗中帮助八路军运送粮食、盐和药品，家里还是地下党负责人杜平的落脚处。
土改开始以后，祖父主动交出房屋和枪支，搬出大宅院。因为家产已经散去很多，工作队在给家庭定成分时一度犹豫，最后定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富裕中农小地主待”。
这个成分后来成为全家几十年都摆脱不掉的标签。
土改期间，祖父被作为批斗对象。有一次，工作队让曾在家中做饭多年的崔大厨上台“诉苦”。老崔却说，日本占领时期征劳工去矿山，是祖父拿粮食把他赎了回来，救了他和老母亲的命。
老崔话还没说完，就被人踢下台。
后来，祖父被关押起来。听说附近一些曾在旧政府做事的人遭到处决，他担心自己也会出事。除夕夜，趁看守回家吃年夜饭，他撬窗逃走，跑到省城找到杜平。
杜平给他写了一张证明，上面大意是：“此人对革命有功，刀下留人。”
祖父靠这张证明逃过一劫。
但文革开始后，过去的证明和人情都失去了作用。
祖父的家庭成分被直接改成“地主”，加上曾在旧政权任职，很快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挂牌、游街、关押、审讯、毒打不断发生。
后来又有人追查他当年那支手枪，说他私藏枪支。祖父解释，土改时已经把枪交给工作队，对方还曾写过收条，可多年搬迁之后，收条已经找不到了。
祖父说，当年农会主席大老高也在场。但造反派去询问，大老高否认知道此事。
祖父因此再次遭到毒打，半个月不能起床。
又是一个除夕夜，他再次趁看守离开逃走。这一次，他不是想活，而是想死。
他跑到村边冰面上，用镐头砸冰，希望把自己沉进水里。但因为伤重、饥饿，已经没有力气，只砸出一个小洞。他把头伸进冰水里，却因为肩膀卡住无法下沉。
后来搜捕的人找到他，又把他拖了回去。
祖父后来对我说，那一次没死成，反而让他想开了：“死都死过了，还怕活着吗？”
真正让他最痛苦的，不是自己受罪，而是子孙跟着受牵连。
有人丢了工作，有人陪着挨斗，有人考上学校却不能录取，有人有能力却不能得到机会。无论一家人搬到哪里，“地主”这个标签都跟着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祖父每天都要到大队报到。
风雪天也一样。
他弯着腰走过厚厚的积雪，到治保主任家门口，说：“报告，地主分子某某某前来报到。”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
父亲受到的影响也很直接。
父亲年轻时在城里读书，后来做过绸缎庄司账和百货公司会计。因为祖父的历史和家庭成分，他在解放后也受到审查。
父亲说，审讯连续进行，审讯人员轮班休息，他却不能睡，也不能离开小板凳。几天下来精神几乎崩溃，后来又因为拒绝在自己认为不准确的笔录上签字，被定为“不配合审查”，最终失去公职。
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就是父亲挑着担子卖瓜。
一头是瓜，一头坐着我。
最初，他不敢吆喝，整天走在小巷里，一个瓜也卖不掉。后来为了养家，终于放下面子，高声叫卖。
“香瓜，又大又甜的香瓜！”
父亲就是这样一点点重新挣到生活。
真正让我明白“家庭成分”怎样传到下一代，是弟弟的经历。
父亲本人没有参加农村土改，户口中的家庭成分原本是“职员”。但文革中重新登记户口以后，弟弟突然发现，户口本上的“职员”变成了“地主”。
第二天在学校，他因为和同学打闹被班主任训斥。弟弟争辩，老师把户口本扔到他脚下，让他“自己看”。
弟弟第一次看到“地主”两个字，当场哭着跑回家，把墙上的奖状全部撕下来烧掉。
后来，他和同学发生冲突。对方先抢他的作业本，又把他压在地上殴打。弟弟在无法挣脱的情况下，用削铅笔的小刀扎伤了对方。
对方随即说：“他是地主狗崽子，搞阶级报复！”
最后，弟弟被要求一次又一次在班里检查自己的“阶级根源”，至于他脸上的伤，却没有人追究。
类似经历越来越多。
弟弟成绩一直很好，但升学和政治上的道路都非常狭窄。最后他只能读技校，进工厂当工人。
直到后来中央开始给地主、富农等摘帽，祖父才终于摆脱了那个维持多年的政治身份。
那天晚上，他连夜赶到城里，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
一家人几乎一夜没睡。
对祖父来说，那不是一张普通的通知，而像是终于搬开了压在整个家族头上的一块石头。
没有了“家庭成分”的限制以后，弟弟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从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一直做到分厂厂长和总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但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并没有因此消失。
很多年以后，他仍然会想起学校里的那些事情。
今天再回头看，“家庭成分”最深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某一次批斗、某一次失学或失业。
真正持久的是它的代际传递。
祖父因为身份被批斗，父亲因为祖父受到审查，到了孙辈，户口本上仍然可以重新出现那个“地主”标签。
一个人在出生以前就已经继承了一种政治身份。
这种制度后来结束了，但它留下的恐惧、谨慎、自卑、愤怒和记忆，却不会随着一纸“摘帽”立即消失。
政治标签可以取消。
人的记忆，却往往要更久才能散去。
资料来源：常美珠《家庭成分——代际传递的历史链条》；本文据作者回忆整理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