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争中，毛和中共贯用的“人海战术”。（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前言：本回忆录以本人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为轴线，力图通过我的人生经历反映我所经历的中国大陆社会各个时期的真实面貌，以还原被中共当局刻意扭曲了的历史真相，所以回忆录中对我周围的社会现实的记录和分析较多。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要：为捐战机常香玉率豫剧团赴长义演中共在大中学生中掀起的“参军参干”［注：１］运动不足十六岁满腔爱国热情的大哥参军抗美援朝大哥克己待人真像大白左手再次骨折被敲竹杠谢玉清妙手回春中西医结合的先驱张海清父亲巧获大哥去向
一、满城掌声里 一曲久违的乡音
不过还有一位年轻的河南豫剧演员叫常香玉的令我印象深刻，她为独自捐献一架“香玉”号米格战机，曾率领她的豫剧团到长沙义演。虽然湖南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看豫剧，但在当局的宣传鼓动之下，尽管义演的票价此平日京剧、湘剧的票价要贵将迎十倍，但长沙的市民们仍踊跃购票前往观看。父亲也买了两张票和母亲带我(那时有大人带领的小孩是不用购票的)一起去看常香玉的演出。母亲虽喜爱京剧，但因与父亲结婚之前，在河南开封生活过好几年，对豫剧也有所了解，将近二十年之后，又能重新听到年轻时一度熟悉的曲调，也将引起母亲对在河南生活的许多记忆，所以那天母亲也很高兴，吃完晚饭，母亲梳好头化好妆，就和父亲带我前往现在五一广场东北角上，一处平日演出花鼓戏和其他地方小戏的不太有名的剧场去观看常香玉的演出(之所以选定那个不太有名的剧场演出，我估计是为了节省租场地的费用)。我照例是一放学便胡乱写完作业，吃完晚饭便跟随父母一起看戏去了。
“解放”后，我仍然跟随母亲去看京剧，照样是一知道母亲晚上要去看京剧，下午一放学回家便胡乱写完作业，这样便取得了跟随母亲去看京剧的“许可证”。不过母亲“解放”后看京剧的次数也逐渐减少，由原来每周两、三次减少到每月一、两次。
那天常香玉演出的剧目是“花木兰”和“梁红玉击鼓抗金”，在当时“抗美援朝”的形势之下，这都是有象征性的剧目。演出那天可谓盛况空前，不仅坐无虚席而且过道上都挤满了买站票的观众。常香玉那时正当妙龄，在河南豫剧界是一位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一阵紧锣宻鼓之后，扮演花木兰的常香玉背对观众快步出场，然后一个转身“亮像”，立即博得观众的一片叫好声和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好久才平息下来。豫剧特别是常香玉的唱腔慷概激昂、抑扬顿锉、铿锵有力，与京剧的圆润悠扬啘啭相比，却别有一番韵味。
占观众绝大多数的长沙人虽多不懂豫剧，但出于爱国热情，对常香玉的演出仍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而观众中少量的河南藉的南下干部和军人，对常香玉的欢呼声和鼓掌声更是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母亲对又能听到久违的、过去曾经熟悉的豫剧曲调也显得十分高兴，这对于喜怒通常不溢于言表的母亲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二、十五岁的远行 一件送回家的黑棉大衣
在朝鲜战争中，毛和中共贯用的那一套不顾士兵死活，只图取得胜利的“人海战术”，过去对付火力不十分强大，也没有几架飞机的国民政府的军队尚能取得较大的效果，但在朝鲜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它不仅有强大的地面火力：机枪、大炮、坦克，还有强大的空军，此时中共的“人海战术”除了造成“志愿军”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之外，还造成后勤供应几乎难以为继的状况，在此严酷的现实面前，毛和中共当局才开始认识到“人海战术”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几乎不起作用，才开始意识到必须为“志愿军”提供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才能抵挡得住联合国军的攻击；才能把战争继续下去。于是在全国民众极度贫困的状况之下，在全国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运动，极力搜刮民脂民膏，为“志愿军”提供飞机大炮坦克。但毛和中共的“解放军”、“志愿军”大都由大字不识的农民组成，短时间内无法掌握维护、使用这些现代化武器的技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毛和中共当局又在全国大、中学生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参军参干”运动。大批热血青年学生在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蛊惑之下，怀着巨大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抛弃自己的学业，离开自己的亲人，义无反顾地走进刚组建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部队和各种军事院校。
1950年冬季这场“参军参干”运动也在长沙各大、中学校展开，各校纷纷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参军参干”运动。大姐因歌唱得好也参加了艺芳女中的文艺宣传队，有一天在司门口搭台演出，我和二姐还去司门口看了她们的演出，大姐在艺芳女中也报名参军，不知是因出身问题(因我家是资本家家庭)，还是其他原因未获批准。哥哥当时正在长郡中学念初中二年一级，也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报名参军，不料因年龄太小(只有十五岁)未获批准。眼看房东周家大爹的二儿子泰文(也在长郡念高中，前面已有记述)已被批准参加海军(他后来分到一所海军学校从事物理、数学方面的教学工作，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转业回长沙，在长沙铁道学院从事数学教学工作直到退休)。哥哥眼见通过学校参军已无希望，便另打主意，当时长郡中学旁边有一兵营，四周是营房，中间是一块大操场，兵营有门与长郡的大操场相通。当时约有一营部队住在那里，负责长沙城南一带的巡逻和治安维护，部队的军人多为年轻人，常到长郡的大操场与长郡的学生一起打球和从事其他体育活动，哥哥和其中几位经常一起打球的士兵相熟，便找到他们，说出自己要求参军的愿望，请他们帮忙，他们便把哥哥带到他们的营长那里，营长问他多大了，哥哥谎称他已满十八岁(够得上参军的年龄)，营长看哥哥虽然稚气未脱，但个子较高，便信以为真。加之他们部队十分缺乏有文化的人，那时的初中生算是文化很高了，所以也想接受他参军，营长问他：你父母同意吗？哥哥谎称父母都同意，营长就拿了一张申请参军的表要哥哥回家填好，还要父亲盖上自已的私章表示同意才行。实际上哥哥根本没有把自己要参军的事告知父母，因为他知道父母肯定不会同意自己只有十五岁的儿子去参军的，一是因为年龄太小，另外是因为他在父母心目中有着其他几个儿女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他是陈家的长子。
哥哥把表拿回家填好后，偷偷地拿了父亲的私章盖上，然后把表交给营长，营长告诉哥哥叫他先一边上学；一边等候上级的批准通知，然后才能正式入伍。
大约过了两、三天，有一天早上天气阴冷、寒风凛冽(已到1950年12自底了)，哥哥一早起来吃完早饭，穿上一件黑色的棉大衣，背起书包便去长郡上学去了，因中餐是在学校吃的(当时叫寄中餐，即开学交学费时就把一个学期的中餐费都交清，每天便可在学校吃中餐，免得中午赶回家去吃午餐，吃完后又要急急忙忙赶回学校上课，这对住在离学校较远地方的学生十分方便)，所以中午通常是不会回来的，下午通常不到5点就会回到家里，但是那天一直到下午六点还不见哥哥回来，一直等到下午七点(那个季节长沙这个时候已天黑了很久了)还不见哥哥回来，母亲便要我们先吃饭，免得饭菜都凉了，母亲为哥哥留了一点菜。我们刚开始吃饭，便听到有人敲门，我们都以为是哥哥回来了，打开青石井一号后门一看，只见一个衣衫单薄，衣上还有补钉，但十分整洁的十五、六岁的男学生拿着哥哥的黑棉大衣和书包站在后门口刺骨的寒风中小声问道：”请问，这是陈正衡的家吗？”母亲见状脸色陡然一变，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母亲的心头，连忙叫这个学生进来，母亲问他：“出了什么事？陈正衡呢？”进来的学生连忙说：“伯母，您不要着急，没有出什么事，陈正衡今天上午去参军了，已和学校旁边的驻军开拔到外地去了，这是陈正衡临走时换军装时脱下的大衣和他的书包，他写了地址让我把这两样东西帮他送回家，并要我顺便把他参军的事告诉你们，免得你们担心”母亲听完后，一种如释重负和忧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涌上心头：她最疼爱的儿子终于没有出任何意外，令她如释重负；她寄以厚望的儿子竟然没有来得及和家人道一声别，便匆匆离她而去，而且是走向一条前途未卜、充满风险的道路，这令她优伤不已。因当时入朝作战的部队以四野战军为主，四野战军当时驻防中南地区(中南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四野战军中湖南人不少(湘人自古以来以善战著称)，所以入朝作战初期湖南人伤亡数量很大，长沙人也不例外。我们小学生常由学校组织与居委会配合到学校附近街道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家庭去送“光荣烈属”的红色木牌，还帮烈属家庭干些打扫卫生、担水、洗衣……等杂活，逢年过节都要敲锣打鼓去军、烈属家里送慰问信。那时由于整个社会都极度贫困，有限的物资都投入到“抗美援朝”这个无底洞里面去了，所以慰问品、慰问金是没有的，顶多是过年过节给军属、烈属家送上一张到省军区大礼堂观看电影或由省军区文工团演出的戏票。这种情况母亲是相当清楚的，这就是母亲优伤的原因。
三、一学期的饥饿 藏在哥哥心里的善意
接着这个学生又说：他今天来除了告知陈正衡参军的事和帮陈正衡送回大衣和书包之外；还要感谢我们家对他的帮助。他的这番话令母亲莫名其妙，母亲说：我们与你素未谋面，何来对你的帮助？这位学生说：他因家境十分贫困，这学期家中已无法支付他继续上学的学杂费，这学期报到时，他到学校打算与同学们告别后，便退学回家另谋生路，是陈正衡知道后，帮他交清了这个学期的学杂费，才使他能继续在长郡读书。母亲一听，心中十分诧异，怎么从未听正衡说起过这件事，也从未见正衡找家里要过这笔钱去帮别人交学杂费。此时母亲心里的一个疑团一下子便解开了，因为从这学期开学后，每天下午正衡一放学回家，总是在家里一个放零食的大铁桶里找东西吃，而且吃得又快又多，这和正衡以前不大爱吃零食的习惯大不相同。母亲为了卫生方面的考虑，不让我们在外面乱买东西吃，总是在家里准备了时令水菓，并把糖菓、饼干、瓜子、花生、花生米、核桃……之类的零食装在一个下面装有生石灰的大铁桶里；生石灰与食品之间用两层牛皮纸隔开，利用生石灰的吸水作用来防止食品回潮，以供我们早上起床太迟来不及吃早餐时带在路上当早餐；或是下午放学回家后到晚餐前肚子饿时随时取食，母亲当时只当是正衡正值长身体的时候，肚子容易饿，这时才明白，原来正衡是把自已在学校寄中餐的一个学期的伙食费帮这位同学交了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又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所以每天在学校都没有吃午饭，以致下午放学后肚子饿得在家里到处找东西吃。此时母亲心里是五味杂陈，既后悔自己的粗心大意，几个月来儿子一放学回家便找东西吃的反常举劝，虽感奇怪却没有引起自己的注意去找正衡问个究竟，致使自己那个从小身体不好的儿子每天白天忍饥挨饿达四个月之久；又埋怨儿子不该对父母隐瞒这件事，即使中餐费帮困难学生交了学费，告诉父母，父母也会再拿钱给他去交中餐费，决不会因此让他去挨饿的。母亲谢谢那位同学告诉了正衡的下落使家人放心，又说正衡帮你是应该的，只是不该瞒着家里，并希望这位学生好好念书，不要中途辍学。
更令母亲伤心的是哥哥从小身体不好，哪里承受得了这几个月的饥饿。由于哥哥以前经常生病，体质不好，父亲经人介绍专门为哥哥找了一位名叫谢玉清的武术教师，谢师傅听口音像新化一带的人，年纪约六十左右，家住在坡子街旁的一条叫路边井的小街上，他是长沙有名的武术家，哥哥拜谢老师为师，跟随谢老师学习拳术及刀枪棍棒等武术。哥哥休学在家时，每天都去谢老师处学习武术；哥哥上学时就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去学，学了将近三年，哥哥的身体已明显比以前健壮，病也生得少了。
四、断臂重接 药香深处见医德
谢老先生不仅武术高强、武德高尚，而且也精通跌打损伤的医术。记得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又一次在与弟弟在床上玩耍时不慎摔到地上，又是左手先着地，结果造成左手小臂骨折，当时痛得我嚎啕大哭。母亲闻讯赶来见又是左手骨折，母亲非常担心，她知道上次在重庆也是左手骨折，但那时有“灵芝仙”的灵丹妙药，很快就好了，但这一次到哪里去找“灵芝仙”的灵丹妙药？母亲抱着我连忙叫佣人到广大药房去告诉父亲，要父亲找一位医术高明的伤科医生，父亲经友人介绍说：药王街旁的一条小巷里有一位张医生是治跌打损伤的高手，父亲要拉包车的老唐把母亲和我拉到了这位张医生的诊所里，张医生大约五十来岁，园园的脸，矮矮胖胖，戴一副老光眼镜，张医生精明狡诈的目光透过大园眼镜打量着我和母亲，他见我们是坐私人包车前来，又从母亲的衣着打扮上判断出：来人家境不错。又见母亲忧心忡忡的样子，就把我骨折的情况说得很严重，他用手把折断的骨头对正，痛得我撕心裂肺般地大哭大叫，母亲用力把我抱住，不让我乱动，一边对我说：“就好啦！就好啦！”张医生用酒把一些碾成粉末的中药调成糊状敷在我的手臂上，再包上布，又用小薄木条放在四周，再用纱布缠绕加以固定。然后用一块四方白布对角一折成三角形，再对折托住我的小臂，繋在我的颈项上，我的断臂就被张医生这样吊在了我的胸前，处理完后张医生一张口便要我母亲交了十五块大洋，并说隔三天就要来换一次药。母亲问张医生大约要多久才能好？张医生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要三个月才能痊愈”，母亲一听，知道遇上一个敲竹杠的一庸医了，母亲付了十五块大洋后，回家便告诉父亲，三天换一次药，一次十五块大洋，三个月岂不是要花四五百块大洋，这竹杠也敲得太大了。
此时哥哥正好放学回家，就对父母亲说，他的武术师傅也会治跌打损伤，我去问问他，看看他能不能治？哥哥去谢师傅家里把经过告诉谢师傅后，谢师傅听了十分气愤说：“这个张医生太不像话，怎能这样敲诈病人呢！今后你弟弟不必去张医生那里治了，叫你弟弟到我这里来治吧！不用花什么钱。”此后母亲便和哥哥一起带我去谢老先生那里就诊，谢老先生先把张医生的药除去，重新把骨头对正，用酒和鸡蛋清(用鸡蛋清大概是为了增加中药粉之间的黏性使中药粉易于附着在手臂上，用酒是为了把中药粉内的有效成份浸取出来，并渗透到手臂里去)，他把他自制的中药粉调成糊状，敷在我的左小臂四周，先包上一层布然后在四周放上杉树皮裁成的小条再缠上布加以固定，然把手臂用布吊在我的胸前(这一过程与张医生无异)，并叮嘱我小心不要碰到受伤的手臂，一星期来换一次药，那些药物散发出浓烈的乳香、没药的香味。大约过了一个半月的样子，手基本上好了，谢老先生说，以后不用再来换药了，骨头刚长好，一定要注意左手不要用力，更不能再跌倒。父母亲对谢老先生十分感激，要送一笔医药费给他，他坚持不受说：“你们的大儿子是我的徒弟，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哩！”父母亲无法，只好买了许多礼物送给他以表达谢意，他仍坚持不受，在我父母和哥哥的一再要求下，他才接受了。
五、家书未至 悬心还须宽心解
哥哥跑去参军后一直不敢写信告诉家里，他怕父母亲到部队把他要回来，因为如果部队领导知道他还只有十五岁，又未经父母同意是不会接受他参军的。这使得父母很着急，那段时间父母亲很少说话，面容憔悴，父亲身体一直不大好有慢性结核病和胃病，经常咳嗽和胃痛，那段时间父亲晚上咳得更厉害了，有时痰里面还带血，父亲除了吃西药外，还请来一位在灯笼街“湖南国药局”坐诊的著名中医张海清给父亲把脉看病，许多服中药服用之后，效果不明显，张医生了解了家中近况后对母亲说：你先生的病病根在心里，你要宽你先生的心，儿子参军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值得高兴的事，你儿子在部队稳定下来之后必然会写信回来的，即使你儿子不写信回来，部队也会通知地方政府，把你家列为“光荣军属”，居委会也会敲锣打鼓把“革命军人证书”和“光荣军属”的牌子送到你家里来，那样不就知道你们儿子的下落了吗！你们何必自寻烦恼，以致生出病来。父母亲听张医生的一番开导，也觉得有道理，儿子跑去参军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饭，已不可改变，而且参军并不等于注定就会牺牲，何况家里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参军家庭成为军属，得到地方政府、居委会和邻居们的尊敬，对改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的处境也有好处。这样父母亲的心境顿时开朗了许多，再加上在张医生所开中药的调理之下，父亲的病和母亲的气色也明显好转。作为中医的张海清医生是为何懂得这些比他的中药更起作用的心理治疗方法的呢？原来张医生不是跟老中医学徒出身，而是毕业于中国第一所中医专门院校“国立中医专门学校”，接受的是中西医相结合的新式中医教育，故张医生除专精中医外，也接受过一些西医的基本知识教育，由于张医生兼具中西医的知识和医疗技术使他的医术能充分利用中西医之长，而避中西医之短，再加上张医生聪慧过人，医德又好，许多其他老中医久治不愈的病人和一些西医束手无策的病人，到张医生这里，往往就被他治好了。所以到三十多岁张医生已成为长沙最有名的中医之一。
通常，中医要成为名医大都要在五十岁以后，由于经验的积累和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成为较有名气的中医。所以在一般国人的印象中，中医总是愈老愈好。张海清医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湖南中医学院成立之时，便调往那里任教，成为那里有名的专家教授。
六、药房里的一场巧遇 柳家大屋的两段往事
哥哥走了将近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广大药房来了部队的一位后勤官员和一位军医采购西药和医疗器械，由于数量较多，需到四楼的仓库里去拿，需要较长的时间(“解放”初广大药房由于业务扩大，原在中正路的门面已不能满足业务的需要，便在黄兴中路与新街口交汇处的东南角处购置了一座四层楼的房子，一楼是营业厅，二楼是办公室、财务室、业务洽淡室，三楼是员工宿舍，四楼是仓库。
“解放”初期，由于许多房产的业主或是逃往台湾、香港、澳门；或是移居国外；或是因“土改”要退赔钱财给农民协会而纷纷廉价抛售房产，所以广大药房仅花六千大洋便购得了这幢位于长沙最繁华的黄兴中路的四层高的大楼。
父亲叫人泡好茶，请那位后勤官员和军医喝茶聊天，一边等员工为他们准备所采购的西药和医疗器械。当父亲谈到自己也有一个儿子前不久刚参了军，至今也没有写信回来，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时。那位军医说：他们卫生队两个月前也跑来了一个长沙市的中学生，父亲顿时眼睛一亮，连忙问这个中学生叫什么名字？那位军医说：“叫陈正衡”。父亲一听大喜过望，连忙说：“那就是我的儿子，他现在在哪里？”，当位军医告诉父亲，陈正衡就在他的卫生队里当卫生员。原来那天早上，哥哥去长郡中学上学，到旁边部队的营房一看，部队已开拔走了，只剩两辆马车还在装部队剩下的物品，一问赶马车的士兵，才知道，部队接到紧急命令，赶到长沙附近的一个小镇樃梨市集结，准备接受新任务。赶马车的士兵也认识哥哥，也知道他已填好入伍申请表要参军的事，哥哥马上要求和他们一起去追赶部队，他们同意了，哥哥请他们等一下，哥哥马上跑到班上找到哥哥资助他上学的那位同学，把身上的大衣、书包交给他，请他放学后带到我家，并告诉我的父母，他已随部队参军开赴外地去了(没有告诉这位同学是开到樃梨市去了，怕他告诉父母，父母会跑到樃梨市把他找回来)，又跑到教导处告诉老师，他参军去了，然后便跟随赶马车的士兵一起赶到了樃梨市部队的新驻地，实际上是距樃梨市还有几里路的一个姓柳的大地主的庄园，当地人称之为柳家大屋。
这座柳家大屋我在1958年高中毕业那个学期的3月份曾在那里住过，那时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发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各大中小学只好群起响应，各学较纷纷办农场，办校办工厂，当时的长郡中学决定办农场，但苦于没有田土，有老家在樃梨市一带的教工建议樃梨市附近柳家大屋的龙华一带多荒山，可开垦出来办农场，那里距长沙不过三十来里路，师生们来回走路也不算太远(那时车是没有坐的，全靠走路)，学校领导找当地政府联系，当地政府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热烈欢迎长郡中学师生到樃梨市办农场，但土地已分给农民，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土地都属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农业社”)所以没有多余的土地供学校办农场，不过柳家大屋附近的龙华一带多荒山可以开荒，柳家大屋的许多房间虽已分给贫下中农居住，但仍有不少空房可供师生们住宿。这样我和同学老师一起便在哥哥住过的柳家大屋过了一个多月的垦荒生活，直至要完成毕业课程和准备高考才离开。
到一九五八年初，当局为加强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控制而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消积影响已开始显现。那年春季一开学，学校早上供应的豆浆已取消了，原本早中晚三餐都是干饭，改成了早上稀饭，中晚餐干饭，到后来早上的稀饭还要掺麦麸。在开荒办农场期间由于劳动量加大，以致同学们的饭量也大增，原计划供应的粮食不够吃，学校总务人员无法，只好在饭里面加上白菜、萝卜再多加水煮成菜粥，以供同学们“吃饱”，然而同学们这种“吃饱”的感觉，在尿了两泡尿之后便荡然无存，接着而来的便是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和盼望中午12点和太阳落水的时刻尽快到来(这是收工以及开午饭和晚餐的时间)，以便开始休息和用菜粥来暂时消除自己那难以忍受的饥饿感。
七、兵营相见 短暂团圆之后又是远行
哥哥到部队后营长见他年纪小，又有文化(当时初中二年一级的文化程度，在以文盲为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要算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了)，再加上家里又是开西药房的，而部队即将赴朝作战要面临重大的伤亡，急需增加医务卫生人员，所以，营长便安排哥哥到营卫生队当卫生员，成了那位到广大药房采购西药和医疗器械的军医的下属。
父亲当时便与那位部队的后勤官员和军医商量，看是否可随他们的车一起去樃梨市部队的驻地看望一下自己的儿子？并声明儿子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好事，家里坚决支持，虽然年龄只有十五岁，既然去了，部队也接受了，我们做父母的也不会把他拉回来，父亲虽然知道朝鲜战场“志愿军”伤亡不小，儿子入朝作战危险极大，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按当时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把哥哥从部队要回来的。因为那时“抗美援朝”“志愿军”伤亡惨重，毛和中共当局极需大批被蒙骗的热血青年去朝鲜充当炮灰，为抵消联合国军的海空及武器优势，一贯蔑视民众生命的毛和中共仍坚持使用人海战术。在这种情况之下，父亲是绝无可能把哥哥从部队要回来的，即便部队领导开恩(这种可能性极小)让哥哥回家，返回学较读书，哥哥十分可能仍会找机会跑去参军。部队那位后勤官员和军医还算人性尚未完会泯灭，互相商量了一下便同意了父亲的请求，那天下午父亲便随同来运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军车一起到樃梨市部队的驻地看望儿子去了。走前来不及回家把这一喜讯告诉母亲，只好请广大药房的一位员工把这一大好消息告诉母亲，知道了儿子准确的去处母亲的高兴是无法言表的。
父亲在樃梨市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看见儿子在部队一切安好，又没有去实行过什么战斗任务，既高兴又放心。哥哥知道父亲来，并不是来要他回家的，当然也很高兴见到父亲，并把他参军的前前后后如实地告诉了父亲，并希望父母亲能原谅他事先的隐瞒和临时的不辞而别。部队的营长和连长还叫事务长多炒了两个菜招待父亲，因天色已晚那时交通十分不便，无法赶回长沙，营长和连长就留父亲在柳家大屋的兵营里住了一晚，次日营长安排去长沙城里拉给养的军车把父亲送回了长沙。
父亲一回家就和我们全家讲起这两天的巧遇和经历，此时父母亲近两个月来忧郁的脸神都被甜美的笑容所取代。为了庆祝父亲带回的喜讯，母亲亲自到道门口(长沙最大的菜市场，以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著称)买来活鳜鱼、母鸡、黄牛肉、大活虾……等及冬笋、韮黄等时鲜蔬菜，由母亲亲自下厨做了十几道拿手好菜，拿出一瓶茅台酒(这是父亲最喜欢喝的酒)，全家人聚集一堂庆贺了一下。
哥哥的部队在樃梨市休整、练兵约两个月后，便开赴广东省海陆丰地区执行“剿匪”任务，据后来哥哥说：他们刚到海陆丰时，那里的秩序非常混乱，打散的国民党小股部队、土匪、民团，不仅经常袭挠、攻击区、乡政府、农民协会，杀害干部和农会会员；区、乡政府和农会也斗争杀害地主、富农、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及其眷属(实际上这都是毛和中共挑动阶级斗争造成的恶果，通常是中共的区、乡政府和农会杀害地、富、国民政府党政军及其眷属并瓜分他们的财产在先，引起小股国民政府军队、“土匪”、民团报复在后)。这些国民政府的小股部队、“土匪”、民团仗着地形熟悉的优势还经常趁黑夜向部队打冷枪，或实施打了就跑的突袭。在海陆丰“清剿”了两个月，当地局势稳定之后，哥哥所在部队便奉命令入朝作战。从1951年春部队寄来的革命军人证书上才知道哥哥所在部队的番号是第四野战军某军的一三八师四一二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