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前（图片来源: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1月13日讯】从政治追踪到财富管控：中共的长臂能伸多远？
从政治打压到经济追诉：国内“远洋捕捞”向海外延伸爆点周刊报道：1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正式颁发，该法律旨在预防和惩治跨境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反跨境腐败法案公布，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远洋捕捞将推展到全球，所以令人担心与警觉的不只是执法范围扩大，更是国内政治性经济执法模式可能向海外延伸。
所谓“远洋捕捞”，原本指一些地方执法机关跨区域办案，以刑事调查、冻结账户、查封企业等方式追索财产，甚至通过罚没收入获取经济利益。当财政压力、政治控制与执法权力结合，企业家便可能成为被中共当局选择为追诉的对象。
如果是真正的维护国家经济权益，无可厚非，但严峻的问题在于：通过已然发生的‘远洋捕捞’与国内的一些特殊案例，我们有理由担心，此法案不仅会扩大化，使一些具体执法部门以此牟利，也会通过上法案，公然迫害异见人士或海外企业家，甚至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外资企业都会被列入猎杀对象。
国内的远洋捕捞是中国内地经济下行，地方政府经济困窘导致的，本地企业政商关系复杂，不好下手，那么就‘异地捕捞’，通过不义与非法手段，使一些企业资产部分甚至全部被剥夺。
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长期关注农民权益、民营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也曾公开支持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企业内部也搞民主自治实验，2021年，他被以寻衅滋事、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等多项罪名判处18年有期徒刑。外界质疑，其独立政治立场与公共活动是遭受严厉追诉的重要背景。地方政府既帮助中共在政治上清除了异已，又收获了一块难得的肥肉。
北京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长期批评公共政策，2020年又因一篇批评最高领导人及疫情治理的文章引发关注。同年，他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罪名被判18年，处以罚金人民币420万元。
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广东民营教育家信力建，长期倡导自由、宪政与教育改革。2015年，被有关部门构陷，说他涉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被羁押，后来获刑。尽管公开的处罚金是10万元，但整个教育集团无法运营，有关机构评估达20亿以上的财富最终以几千万元转让。
我们再看看香港与海外案例：
2017年，拥有加拿大国籍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从香港被带往中国内地，此后，明天系金融资产遭到大规模接管与重组。
我谷歌相关资讯是：2022年，肖建华被判13年有期徒刑，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通报，该案的具体判决与财产处置如下：对明天控股的处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550.3亿元（约合81亿美元）。
对肖建华个人的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50万元。香港传媒企业家黎智英长期批评北京、支持香港民主运动。2020年遭到逮捕，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首次引用《香港国安法》第43条，冻结了黎智英的资产，当时估值约为近5亿港元，2026年2月9日，香港法院就国安法及煽动罪案件进行宣判，由于《苹果日报》已停刊并被清盘，法院对涉案的3家苹果日报相关公司（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苹果日报互联网有限公司）共处以罚金300.45万港元。
这些案例共同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当政治权力能够影响调查、起诉与审判时，企业家能否获得真正独立的司法救济？当它的长臂向海外延伸，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与效应？这些事件的法律背景并不相同，不能全部归入反腐败执法，却揭示一个共同风险：当政治安全目标与司法手段结合，个人自由、企业经营和财产权利都可能成为党国惩治政治异已与异见者的筹码与手段。
结语：新法之下，海外财富会成为新的控制工具吗？过去，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跨境行动容易引发国际争议，新的跨境反腐败法律框架，则可能使境外调查、信息交换、追逃追赃与国际司法合作更加制度化。
对许多涉外经营的企业家与商人来说，即使移居美国、加拿大或欧洲，仍可能在中国拥有企业、股权、房产、银行账户或亲属。国内资产与商业关系，就可能成为境外政治施压的支点。执法机关可以调查关联交易、冻结境内资产、追究企业经营责任，也可能通过要求回国配合调查、限制出境等方式增加当事人的压力。
对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而言，只要在中国大陆存在重要投资与财产联系，同样可能面临相关风险。因此，“海外捕捞常态化”目前应当被视为需要警惕的制度风险，而不是已经得到证明的现实。经济下行与地方财政困难，可能强化趋利性执法的动机；政治控制与财富追索一旦结合，则会进一步增加财富拥有者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