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图片来源：中央社）
【看中国2026年11月14日讯】2026年11月10日，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当彭博社记者问到，中共外交部能否确认;Alice Huang（黄乐）是否为中国公民，以及她目前身在何处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是“所谓‘中国间谍’的论调纯属是捕风捉影，污蔑抹黑”。
一句话---中共急了！
咱们为什么说“中共急了”呢？大家想一想，人家记者问的是这个黄乐是不是中国人啊？现在在哪啊？这里什么地方提到“中共间谍”了？结果，中共和被踩到“鸡眼”一样，嗷的一声就蹦了起来，大叫：她、她、她不是我的间谍！
您说，这不叫不打自招吗？
“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
共产党真是“二”！你说没偷就没偷了？！
2天后，又有记者问到中共外交部，问中共是否担心黄仁勋事件影响中美关系及中美元首会晤。
中共的发言人毛宁的回答，说出了共产党最大的担心。她先是又来了个“隔壁中共不曾偷”，说“中国的科技进步靠的是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
后面这句就是中共最害怕的了，她说，“美方应当停止编造所谓的‘间谍叙事’为实施科技封锁寻找借口”。
这是想先拿话堵住美国，意思是“你不让我偷，你就是科技封锁”。
不过，对于记者问题的本身，中共真的应该担心了，这不仅仅是因为黄仁勋事件里中共在幕后所起的作用。
而是因为美国白宫宣布将11月1日至7日定为“反共产主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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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养虎为患
余茂春教授近日在《华盛顿时报》上发表文章，他提醒美国社会说：“中国共产主义最大的胜利，就是说服资本主义世界为它的崛起提供资金，同时让资本主义世界对它的意识形态野心不以为然。”
“自由世界最大的失败，则是相信自己已经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只是学会了如何利用并改变自由世界。”
这篇文章题为《我们拒绝正视的共产主义威胁》里，余茂春教授强调说，“一项重要的公告，却颇具讽刺意味地被其他声音淹没。”而这个公告正是美国白宫宣布将11月1日至7日定为“反共产主义周”的公告。
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而白宫的这一宣布，恰恰就是针对这一日期而来。
“反共产主义周”是美国白宫旨在回顾共产主义政权造成的历史灾难、纪念受害者，并强调美国反对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政治传统。
余茂春教授提醒说，对共产主义象征的浪漫化，暴露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历史健忘症。
共产主义造成的人类灾难，没有任何地方比中国更加惨重。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一场人为饥荒，导致数千万人死亡，而“文化大革命”则摧毁了整整一代人。
他指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审查制度、信息封锁以及强制性的疫情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新冠疫情灾难，导致全球超过1500万人死亡。这些灾难具有一种共同的病态特征：意识形态上的绝对确信凌驾于现实之上，而中共的永远正确比人的生命更加重要。
然而，西方最大的战略失败，在于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解。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战略家、政治人物、学者和商界精英，都接受了一个令人感到安心的虚构观念：苏联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中国共产主义本质上不过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中国民族主义。
他们认为，北京的野心源于民族屈辱和民族复兴，而不是一个试图改造国际秩序的列宁主义政党所肩负的革命使命。
这种错觉甚至迷惑了美国最坚定的反共战略家。他们把中苏分裂解释为中国民族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结果，却忽视了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斗争。
毛泽东谴责苏联领导人是修正主义者，认为他们通过与资本主义西方和平共处，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正统原则。在毛泽东看来，莫斯科不愿冒着与美国发生核对抗的风险，表明了其在革命事业上的怯懦。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泽东的一种决心所推动的：防止中（共）国变成另一个所谓的修正主义、对美国态度软弱的苏联。
西方战略家所赞扬的中（共）国务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这种误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之一的思想基础。
余茂春教授指出，华盛顿及其盟友开放了市场，转让了技术，鼓励投资，并欢迎共产主义中国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他们以为资本主义会瓦解共产主义独裁统治，而经济繁荣将带来政治自由。
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3月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的演讲中，对这种幻想作出了最令人难忘的表述：
“我认为，在经济权利与人权之间、在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作出选择，是一种虚假的二选一。”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这种信心如今看来不仅错得惊人，而且具有悲剧性。那些倡导接触政策的建制派人士原本期待，经济自由化会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垄断。然而，实际发生的却是，北京获得了西方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同时保留并加强了绝对的政治控制。
今天，中（共）国通常被描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远比这一地位更具重大意义的是，中（共）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主义独裁国家的地位。这个国家由一个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的列宁主义组织统治。其组织体系渗透到军队、政府、大学、企业以及中国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
北京正准备通过经济依赖、军事恐吓、技术主导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将其共产主义治理模式输出到全世界。这些手段都已经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强大工具。
余茂春教授说，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依然清晰可见。
换句话说，共产党还是共产党，一丝一毫都没有变过，从未放弃它们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的“不忘初心”。魔鬼从未改变它的本性。
美国的反共产主义传统属于两党
余茂春教授在他的这篇雄文里指出，习近平重新强化了意识形态灌输，收紧了中共的纪律，并运用人工智能和先进的监控技术来强制人们保持一致。毛泽东对于控制思想和社会的执念，如今正在通过21世纪的技术手段得以实施。
然而，西方精英仍然继续使用“大国竞争”和“修昔底德陷阱”等时髦术语来描述北京，把中（共）国视为另一个正在崛起、要求在国际秩序中获得其应有地位的民族主义大国。这样的解释掩盖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身份。
余茂春强调说，在硅谷、华尔街、大学以及具有影响力的媒体机构中，中（共）国的威权主义效率受到赞赏，而这种制度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却被淡化。
沃尔特·杜兰蒂的传统仍然存在。杜兰蒂曾为《纽约时报》报导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并对其进行粉饰。如今，无论在哪里，只要知识界的时尚潮流或商业利益被用来为共产主义镇压开脱，这种传统就仍然延续着。
与此同时，那些生活在审查制度和监控之下的普通中国公民，却在这些充满赞美的叙述中几乎完全缺席。
文章提醒人们，“反共产主义周”还揭示了川普总统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以交易为导向的谈判风格，与他对美国例外论、国家主权、宗教自由以及抵制威权主义扩张的更广泛承诺并存。
在川普领导下，迈克·蓬佩奥和马可·卢比奥这两位杜勒斯以来最反共的美国国务卿，以美国外交领域罕见的清晰程度，阐述了来自北京或哈瓦那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挑战。
这种承诺必须超越党派界限。
美国的反共产主义传统，既属于杜鲁门总统和肯尼迪总统这样的民主党人，也同样属于共和党人。
中共威胁超过冷战时期
余茂春教授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在109年前。如今，它最强大的意识形态继承者掌控着一个实力雄厚的经济体、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及超过一亿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而这种力量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恰恰得到了自由世界自身的助力。
“反共产主义周”呼吁重新找回曾经支撑自由世界度过冷战的意识形态清醒认识。
这一教训尤其紧迫，因为共产主义威胁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技术更加先进，并且更加深刻地嵌入全球经济之中。
文章总结说，中国共产主义最大的胜利，就是说服资本主义世界为它的崛起提供资金，同时让资本主义世界对它的意识形态野心不以为然。
自由世界最大的失败，则是相信自己已经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只是学会了如何利用并改变自由世界。
在分享完余茂春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黄仁勋事件背后的“鬼影幢幢”，正是共产主义一百多年来麻痹利用西方、攫取西方财富和技术的一个局部和缩影。
当美国两党的反共意识形态不断觉醒，当这种跨党派的反共传统不断得以强化，当中共骗取西方财富和技术的通道不断被截断，再也无法从西方肌体中吸血的中共，会瞬间现出它的僵尸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