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爬上皇帝宝座之前，也像他的流氓前辈刘邦、朱元璋一样，玩些礼贤下士、收买人心的勾当。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和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延安时，在延安的中共头目倾巢而去机场恭迎；他们乱攀亲戚、大搞故旧统战。如周扬、王明、张仲实、范文澜等以学生身份欢迎他；陈毅等则告知留法出国前，受过黄的欢送；毛更装蒜，以一个听眾扮“老相识”，他和黄握手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愕然：“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笑著说：“一九二 O年五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眾中有一个毛泽东。”“呵，原来如此。”黄作恍然大悟状：“好记性，好记性！”这次“歷史性”的延安之行，使年近七十岁的黄彻底掉进了毛的“民主”圈套，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改变了他和他一家人的命运。
黄炎培一回重庆便出版了《延安归来》，为中共大唱讚歌。把一伙杀人放火、卖国求荣的魔王，写得温文儒雅，“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於执行”、“一望而知为长者”、“沉静篤实”、“文雅，一点没有粗獷傲慢”云。黄利用《延安归来》发动了所谓“拒检运动”；国民政府虽然被駡为“一党专制，反动独裁，法西斯”，竟然也为“吃了砒霜药老虎”的黄炎培所折服，从善如流地撤销了实行十多年的新闻和图书检查制度。反观六十年后的今天，文网比当年更密，审查、控制的手段比当年更野蛮、更卑劣，以至於章詒和要高喊“用生命捍卫写作权”。
二、黄炎培被毛泽东充分利用
日本投降后，在抗战中坐大的中共一面蓄意挑动内战，一面利用黄炎培这些“走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们”玩弄和平攻势，两面夹击国民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等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东北停战签字逾五十日，而双方激战未已，外失盟邦友情，内失全国人心。同人奔走匝月，愧无寸功。然及今再不停止，势必牵动全局，举累月以来之协议而破坏之。同人今日寧愿死於公等之前，不愿身见其事。特为下列建议，吁请即刻停战”。其时中共无力保住长春，毛便卖了个顺水人情，立即覆电并於次日撤出长春。对中共有利的和谈方案毛接受了；那麼，对国府有利的方案又如何呢？一九四六年国军攻佔安东的第二天，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罗隆基等提出全国军队就地停战的方案，便遭周恩来峻拒。被毛共玩弄於股掌的黄炎培焦头烂额、痛心不己，然不知悔悟。
黄炎培和夫人王纠思与所有子女1937年5月在上海合影。后排从左至右:黄万里(老4), 方刚(老大), 学潮(老7), 路(老3), 小同(5), 素回(8), 竞武(2), 大能(6)； 前排中： 必信(老9)
蒋介石以召开国大为大局，拟以教育部长一席倚重，但黄炎培两次拒绝并宣佈“民盟暂不参加”。对此，中共欣喜非常；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宴请黄等民盟领导人，并摄影留念以示嘉许。周后来在延安说：“他们内部大部分很动摇，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於反对蒋记国大，跟我们这条路走了。”结果，宪政被葬送了，中华民族从此陷入共產法西斯的黑暗深渊。随即黄等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正式入伙。他的新诗《海行•香港天津途中》(袁小伦：《摸史集》)已经显露他新朝娇客的张狂和媚态了。
三、黄炎培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带头羊
毛泽东自知江山初定，黄炎培仍有利用价值，故封之为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还常於半夜三更把他从梦中唤起，以示荣宠；黄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从毛处归来虽彻夜未眠而仍“兴奋不已”。毛泽东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黄是教育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确实有些力量。周恩来也承认：“我们所以承认这些人物，是因为他们有群眾。我们所以要做他们的工作，也是要经过这些人物去教育其群眾。”
黄虽然不是资本家，但是上海许多企业、工厂的经理、厂长以至会计，都是他的学生；他与南通张謇、无锡荣家、上海穆藕初、南京刘国钧、天津李烛尘、四川卢作孚等都有交情，毛很準确地看到黄在掠夺资本家财富运动中的带头羊作用。相反，柳亚子单枪匹马，没有多少“本钱”，虽名满天下，也只能到昆明湖去“观鱼”而大发牢骚了。
黄炎培同时又是江南地主的总代表；但既已入彀中，也就不敢反对土改，反而配合毛泽东做了不少工作；黄更为镇压反革命、三五反吓破了胆；一九五二年八月当著毛的面盛讚国家建设成就。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復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歷史传统的兴亡反復的週期率是正确的。”此后甚至要表现得比毛更激进(袁小伦：《摸史集》)，以示驯服。
四、毛泽东将恩仇报，黄方毅疮疤犹在忘了痛
黄炎培除亲自为毛泽东奔走出力外，还为中共牺牲了一个儿子；他的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次子黄竞武(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陷共前夕，企图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委策反国民党驻沪某军代表，事败被杀。但共產党并未因此对他一家人稍假词色。反右派斗争中，黄炎培一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被划了右派，一个外孙不过是普通职员也不放过；一家六个右派分子，这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高记录。为此，毛泽东曾当面奚落他：“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
其三子黄万里教授是留美博士，著名的水利专家。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批评苏联专家的治河规划，在清华大学校刊发表《花丛小语》，而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另一个儿子黄必信，是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被划为右派份子，并下放劳动；文革中夫妻双双上吊自杀，十四岁小女儿也失踪。黄的女儿黄学潮是蓝天幼稚园创始人之一；文革中当局将“资產阶级代表人物”的大帽扣在她头上，每天让她掛著牌子打扫四层楼所有的厕所，因此得了腰椎尖盘突出症，走路都是弯著腰。大女儿张全平，没说过什麼话，但由於该单位抓右派任务没完成，便把她补成右派。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闭幕会上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同章士釗、黄炎培我都谈得来”，在毛眼中，黄是个不戴帽的“右派分子”；李维汉曾以保护黄炎培过关而自功，其实李维汉何能何德，能保护得了黄炎培？原来不戴帽才是最大的羞辱。一九六五年底，被毛称为“任之先生”、“黄老”或“黄副总理”的黄炎培在浓烈的阶级斗争气氛中死去了；在他死后半年，他的名字便被划上大XX。其妻姚维钧受迫害致死，还是中学生的小儿子黄冈冈也下了乡；毛给黄的“珍贵的六十封信件”并未使他们一家减灾免祸。(《纵横》二OO四年第七期)
然而，今天的黄方毅却因自己“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侄子黄孟复（黄竞武之子）“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又对中共感恩戴德，感激涕零了；把父兄之仇、杀母之恨、自身耻辱，忘得一乾二净；又来重弹什麼“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滥调，而且还要“代代演进”(《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