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經濟學的一個理論架構是：貿易自由化才是促使經濟效率最大化的方式，而關稅、補貼、產業限制等措施都是不好的，都會降低經濟效率，阻礙社會整體運作機制。如果按照這個所謂的經典經濟模型來看，關稅會帶來損失，那麼一國政府就永遠不該施加關稅才是，對吧？顯然，這個觀點太絕對、太理想了。在現實世界中，關稅還是有許多附加影響的，而上面的這個模型並沒有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例如，一個最直接的好處就是減少貿易逆差，增加貿易順差。另一個好處是，關稅可以保護一國特定產（行）業的發展。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最早在18世紀的時候就提出一個理論，叫做「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大家都知道，很多新興產業在嬰兒期的時候是需要政策保護和扶持的。因此，這時就不能光看模型了。而從長期來看，它的這個投資回報可能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在19世紀的時候，像美國、德國都極力保護自己本國的紡織服裝、鋼鐵及汽車等產業，從而得以讓美國、德國的製造業都迅速崛起並壯大。再比如說中國大陸，三十幾年前，進口中國汽車的關稅都恨不得超過200%，加上各種政策公告大力吸引外資，這才一點一點扶持起來這個可以說仍是襁褓中的中國汽車產業。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在1月20日的美國總統就職演說中，川普總統不僅讚譽美國歷史上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通過關稅和才智，讓美國變得非常富有」，並且還將位於阿拉斯加州東南部的美國最高山峰的名字從迪納利山（Denali）改回麥金萊山（McMount McKinley），以示對麥金萊的敬意。
那麼，為甚麼川普總統對關稅如此情有獨鍾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瞭解美國240多年歷史上的關稅演變情況。
美國剛建國的時候，聯邦政府唯一的收入來源幾乎就是關稅，在聯邦財政收入的比例達90%以上。而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19世紀初葉。當時，英國主張並力推的自由貿易思想已經開始流行，但有意思的是，作為以自由思想立國的美國，彼時卻對關稅相當執著，因為美國在英國統治下爆發獨立戰爭的起因，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恰恰就是要反對英國徵稅而引發的。贏得獨立戰爭後新建之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若再向美國人民徵稅，首先在道義上都講不過去。所以，聯邦政府就要對外國人課稅，讓美國人民享有自由。其次，美國一直對英國懷有高度的戒備之心（事實上，1812年美英之間還打過一仗，史稱「美國第二次獨立戰爭」），政府一直對如何維持經濟的獨立性非常重視。英國最早完成工業革命後，成為了世界工廠，美國政府就要千方百計地盡量減少本國對英國製造業的依賴，所以對工業品進口也就長期維持較高的關稅。
很多人覺得，產業越現代化，就越應該傾向自由貿易、降低關稅。但美國的歷史卻是反其道而行的。19世紀美國開始擁抱自由貿易，卻是由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所推動的。美國南方的奴隸勞動力推動原棉產量的大增，和中西部開發帶來的畜牧業的繁榮，讓美國的種植園主、農牧場主們有了強勁的出口需要，從而推動美國政府降低關稅壁壘。內戰以前是美國19世紀關稅最低的時期，平均進口關稅降到了15%～20%。也正是由於關稅的問題，造成了南北雙方矛盾的一次次激化，關稅也是後來導致內戰的積怨之一，比如1828年的「可憎的關稅」風波，就是指高關稅政策對南方種植園經濟帶來的打擊，讓種植園主們覺得關稅大大地「可憎」。
不過，有趣的是，南北內戰以後是美國工業化高速發展的時代，恰恰也是美國保護主義興起的高關稅時代。內戰之後，南方的種植園主對聯邦政府的影響力被掃除，於是關稅政策又高歌猛進，也成為了共和黨執政的長期經濟主張。原因是：共和黨有更強烈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傾向，政治上也更帶有孤立主義的色彩，對捲入國際爭端持相對謹慎的態度——除非它和美國的安全與利益高度相關。而民主黨對經濟自由的理解卻是：在國內施加更多約束，有把聯邦政府規模擴大的傾向，即熱衷於「大政府」，在對外貿易和跨境資本往來方面，主張更為徹底的開放，甚至更加主動（美國參戰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民主黨總統任內發生的）。所以，這種分歧，也成為了民主、共和兩黨之間一個根本性的「遺傳基因」差異，而且也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19世紀後期，美國的高速發展竟是在關稅保護下達成的。以推行高關稅著稱的第25任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於1897年支持通過了著名的《丁利關稅法案》，使得進口美國的商品平均關稅高達46%～57%，這可是19世紀的最高關稅水平。但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美國的經濟總量超過英國，成為了世界第一。這段高關稅、高成長時期，是與大量歐洲移民湧入美國中西部大開發同步的。內戰爆發之前的1860年美國人口是3140萬，1900年就增長到了7600萬，翻了一倍都不止。當時的美國，是世界最大的單一消費市場，高關稅也驅使製造業資本大量遷往美國，在美國本土設廠生產。
關於這個時期美國經濟的繁榮，有一種說法是，那個時代美國的工人工資比歐洲低，所以歐洲資本家前往美國開廠更划算。然而，事實是甚麼呢？恰恰相反，從1890年代起，美國熟練和非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都超過了歐洲同等工人的工資，甚至超過了已經工業化的英國和法國的工人薪資。那麼，真相怎麼反過來了呢？那正是因為美國工資高、工作機會多，吸引了大批移民湧向美國。所以，是高工資、高人口增長、高關稅和工業化，這幾個進程揉合在一起，互相之間起到了疊加放大的增效作用，進而帶來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濟的繁榮與騰飛。這正是如今的川普總統試圖要做的：轉動歷史的舵盤，讓「美利堅號」這艘巨輪轉向通往美國歷史又一個「黃金時代」的正確航線上。
進入20世紀後，美國的關稅經歷了更複雜的變化。在1930年大蕭條之前的1920年代，也被稱為美國的「黃金時代」，美國關稅延續了19世紀末的高水準。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讓美國的關稅水準達到歷史最高。但在大蕭條之後，美國的貿易政策開始向民主黨積極倡導的自由主義方向轉變。1945年二戰結束後，美國的進口商品關稅水準進一步下降，並以開放美國國內市場的代價，幫助二戰後的日本和歐洲經濟穩步復甦。到了1960年代，美國的進口稅率進一步降低到平均10%～12%的水平。
責任編輯:宇真 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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